怎樣像規劃商業一樣成功地規劃教育 

有時，一個偉大的真理銘刻在你的頭腦中。 

或者，一句簡明扼要的句子比一千本書更有效地表明了一個自明之理。 

或者，你感到一張遮蔽你雙眼的面具突然被移開，因為你能如此清晰地看見某些東西，以致於你會奇怪為什麼你以前從未看見過它。 

最簡明的真理已經從我們為本書而分析的每一個成功的事例中顯現出來了。 

■世界上最好的系統是引向成功的。 

■大多數目前的教育體制是引向失敗的。 

它們的規劃並不把每一個人引向失敗，但是它們把很大比例的學生引向了失敗。在某些情況下高達50％。一般而論，你規劃什麼，便會得到什麼。 

世界上所有航空公司都希望他們的飛機在每一次都能100％地安全著陸。百萬分之一的失敗率都有理由被認為是一場悲劇。 

　　世界上最好的汽車公司花費巨款來使他們的生產不合格率從2％降低到1％。 

　　但是大多數學校體制實際上是在期望和規劃一個可能導致任何一家商業機構破產的次品率。 

　　在商業上，人們使用有拼寫檢查功能的電腦，使他們寫出的每一封信的用詞都是正確的。會計事務所使用電子計算器和電腦程序來確保他們客戶的財務報告和納稅的準確率達到100％。世界上每一個學用電腦的人都希望在被難倒時能夠求助於一個朋友，以獲得他的建議。 

　　但在學校的考試中，學生若使用上述常理來獲取好成績將會因欺騙而被取消資格。 

　　我們強調：我們不反對評估與資格審定。不僅如此，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大多數學校要求達到的標準低得可笑。 

　　在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任何商業中，次品率達到20％都將被認為是一種經濟上的災難。只有學校這樣的組織才把這種結果認為是成功的。 

　　■SCANS發佈的《工作對學校要求些什麼》(1)的報告說：美國有半數以上的年輕人「離開學校時沒有足夠的知識或基礎，使他們能得到並保持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是一位美國的讀者，請停下來把這句話再讀一遍，並且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一半數量的孩子的未來而哭泣吧，這些孩子能離開學校的體制，卻不能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 

　　■在同一報告中說：「這些年輕人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他們面學習的秘密核心對著一個工作沒有前途的黯淡前景：還時時會失業。」 

　　■SCANS估計，不到半數的年輕人能夠掌握這些(要求的)最低的讀寫能力；為數更少的人能夠掌握數學；而現在的學校只是間接地致力於聽與說的技能。 

　　■主持著一個名為「更多則意味著不同」(2)的大型的相似性研究的克裡斯托弗·鮑爾爵士說：「英國的勞動力缺乏足夠的教育和培訓，是不夠資格的。」 

　　■鮑爾報道說：英國在工業部門的潛在勞動力的47％無法達到所需技能標準。如果你是一位英國的讀者，請停下來再讀一遍這句話，並且哭泣吧。 

　　經濟的結果是夠糟的了。但是更糟糕的是，被過糟糕的體制所拋棄的憤怒的人們卻經常帶著他們被拒絕的不幸，終生無法擺脫不成功的羞愧與絕望。 

　　但是我們有信心，答案不再會是相同的，當然它不在那個實際上是在導致生產次品的體制中。 

　　所謂學校裡的卓越的新學習技巧能夠完全校正一個把它的很多成員引向失敗的社會，這樣的說法將是最糟的鼓舞士氣的拙計。沒有生理的安全與情感的保障，最佳的學習不可能發生。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沒有給它的成百萬的年輕人提供保障。 

　　18歲以下的6500萬美國人中，有1300萬完全生活在貧困中——五分之一。大約有1430萬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中，幾乎有3％的孩子在完全沒有雙親的情況下生活。(3) 

　　單親家庭中的孩子最令人擔憂。在美國，他們中的3/4在其人生最關鍵的頭八年裡至少有部分時間生活在貧困中。在平均水平上，單親家庭的孩子比雙親家庭的孩子在行為與情感方面的問題至少高出二倍，而在學習障礙方面高出50％。他們在中學的退學率也高出二倍。有340萬美國學齡兒童在每天放學後要自己照顧自己。(4) 

　　美國是發達國家中擁有最高青少年懷孕率的國家之一，它也與新西蘭一樣，有極高比率的孩子出生時雙親未婚。在未成年群體中，這個比例在激增：2/3的美國黑人嬰孩和新西蘭毛利嬰孩出生於未婚父母，(5)而且他們大多在單親家庭中成長。貧困的永久自循環在不斷地繼續。 

　　保加利亞的精神病學家和快速學習先驅喬治·羅扎諾夫稱之為「社會暗示的典型」——整個社會環境決定我們所有人的成功或失敗。(6) 

　　亨利·福特在很多年以前對此關係狀態的一部分曾作過一個簡要的概括：「如果你認為你能，或者認為你不能，那麼你是對的。」其他人也經常再次強調這一說法：我們是我們認為的人，我們成為我們想成為的人。 

　　這裡，我們不是在談論「敏感，感覺，所有你必須做的就是想，你將來會變得富有」之類的幻想。在我們看來，所有的自尊都必須牢固地建立在確實的成功之上。而真正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之上的。你不得不獲取某些特效藥來實現你所有的潛力。「自我感覺良好」是不夠的，儘管它是秘訣的一部分。你必須把你的感覺建立在某些你能做好的東西上：數學、自然科學、烹調、縫紉、閱讀、空手道、彈鋼琴、體育運動、唱歌、跳舞——任何東西。 

　　但是，就像羅扎諾夫所說的，另一方面同樣重要：我們也經常變成別人所期望的樣子。當父母和教師每天將那些期望通過語言、態度、氣氛和身體語言流露出來時，那麼他們的期望就會變成對學生的限制。 

　　體育提供了無數個相反效果的例子。在60年代，新西蘭奧克蘭的某個地區住著三位運動員，他們獲得了奧林匹克金牌或者在某一個中長跑比賽項目(800英尺、800米、1000米、1500米、1英里、5000米和3英里)中都打破了世界紀錄。他們之中只有，三枚金牌得主彼得·斯耐爾(PeterSnell)一人是一位天生的運動員。其中的5000米冠軍默裡·哈伯格(MurrayHalberg)竟是有一條殘廢的手臂的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教練阿瑟·萊迪亞德(ArthurLydi-ard)幫助他們發展了自信心，再加上訓練，使他們能領導世界。萊迪亞德說：「才能並不是特殊的，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關鍵是動機。」(7) 

　　的確，並不是每個運動員都能成為卡爾·劉易斯(CarlLewis)、約翰·沃克(JohnWalker)或魔術師約翰遜(MagicJohnson)，但是沒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引導至失敗的。或許——只是或許——在50年前社會能忍受這種以失敗為基礎的教育體制，而那時，整個世界是不同的，我們的學校是為一個不同的社會服務的。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它們為那些將來能成為我們的管理者和專業人士的人作了較好的準備工作：我們的會計、律師、醫生、教師、管理人員、學者——大約佔人口中的20％到30％。

　　它們還為那些將成為熟練或半熟練技工和商人，或者成為將會支持大部分是男性管理人員的普通女性打字員和會計職員作了合理的準備工作。許多國家還讓一些人早早地進入「技術教育」，使他們變成木匠、管道工、電工、油漆工、工程師和其他生意人的學徒。 

　　在20世紀中葉，基礎學校也培訓餘下的年輕人從事那些當時需要的無需技能的工作。它們教授孩子們基本的讀、寫、算。我們的學校被規劃為生產工業化的經濟所需要的市民。它們生產了它們所規劃的——它們所期望的。它們的考試制度也被設計成能造就合理比例的專業、技術與勞動型人才。 

　　甚至像新西蘭這樣廣受讚譽、早期教育領域的領導者，曾在多年前，故意調整主要的高中考試，使這些考試確保有50％的學生不及格。即使整個國家的平均水平戲劇性地上升，那些讀滿三年高中的學生中50％的人也必然是要失敗的。將來的後代將帶著震驚和沮喪來回顧這種讓人必須失敗的情況。 

　　但是那時至少大多數的失敗者能夠找到無需技巧的工作，並且倒常常是高薪的。現在，這類人數劇增，但他們己不能如願以償了。他們找不到工作，感到洩氣、受挫，經常使用暴力。

　　我們研究之後所作出的每一個對「未來」的可靠預測使我們確信，這不是唯一的選擇。我們生活在一個幾乎任何事都可能發生、任何優異的成果都可以獲得的世界中，但是對絕大多數想要從這個新時代中獲益的人來說，這需要我們的教育制度向大多數人提供同樣的教育結果，而它曾經只向20％到30％的優秀學生提供這類保證。 

　　正如鮑爾在他有關英國的報告中所說：「工作的性質在變化，它在日益變成腦力密集的、充滿價值的和不可預測的勞動。有技能的腦力勞動正在代替受過訓練的體力勞動，無技能的和低技能的工作正在迅速地縮減。僱主現在要求有更多專業知識、技術和管理技能的人員。將來的競爭型經濟將依賴成功的教育體制所培養出來的那些教育與培訓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的人群，而不只是一小部分領導精英。」 

　　鮑爾的報告呼籲英國增加高等教育——學院、工業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的學生人數，在這個十年內猛增50％。它還呼籲把更多的實踐培訓與學校教育聯繫起來。 

　　和鮑爾一樣，我們相信「更多意味著有不同的選擇」，在以後的章節裡，我們將列出許多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方式。然而它不會在任何一個哪怕是使一個學生走向失敗的學校系統中取得成功。正如在體育活動中一樣，這並不意味著使每個學生都取得第一流的學業成績，它意味著每個孩子都會有機會在某些事情上取得成功——並且經常地成功。 

　　現在很明顯我們並不是在批評遍及世界各地的各個層次的學校，我們在討論一般的準則。學校和社會期望什麼，它們計劃達到什麼——一般來說它們就會達到什麼。計劃失敗，那麼你就一定會失敗。 

　　同其他為成功而設計的體系比較一下——看看那些成功的例子： 

　　■比如美國的武裝部隊，那裡從來不允許50％的失敗率。不論你對1991年的海灣戰爭如何看，美國軍隊的導彈向薩達姆·侯賽因的武裝部隊傾倒而下，向世人表明了其優秀的軍事技術、軍事計劃、軍事效率和能力。 

　　■在迪斯尼樂園，每一位新到的清潔工，在沒有經過為期一周的關於這家主題公園的理念、價值及吸引力方面的課程培訓前，都不能去清掃地板。(8)在那兒，每一位遊客都被看作是客人，每一位員工都被看作是在每天那些精采的、給人帶來歡笑的表演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合作同伴。 

　　■在硅谷先鋒，技術水平較低的計算機裝配人員與有博士學位的系統設計人員一起工作、吃飯、鍛煉和玩；所有人無一例外地被鼓勵把計算機帶回家，與家庭其他成員一起探索新的思想；所有人在取得的成就面前都是合作夥伴；大部分人擁有著足夠的權力來決定適合自己的每週工作時間，不必打卡計工時。(9) 

　　■日本的松下公司每年收到600萬條職工的建議：其中有90％在日常工作中被採納，用以激勵員工分享不斷提高的成績。(10) 

　　■為了發展世界上最大的快餐連鎖店，(11)麥當勞擁有價值4000萬美元的漢堡包培訓大學。 

　　■日本索尼公司推行這樣的政策，只要被公司錄取，它就不管你過去受到怎樣的教育或訓練了，因為它想要每個人都被看作一個能有成就的人，一位創新者，一位「對未知領域的探索者」，並作為建設更好未來的一名貢獻者。(12) 

　　■位於康涅狄格州諾沃克的斯圖·列奧納德所辦的著名奶製品店，在80年代期間每年僅在一處的平均銷售額為8500萬美元(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的300多美元形成對照)。該公司會送給每位願意參加14周戴爾·卡耐基課程(DaleCamegiecourse)的員工600美元——其中包括一位每週工作20小時的高校兼職打工仔。(13) 

　　或者以任何計算機系統追求標準化的成功為例。比如，用來排印本頁的程序，就完全和一個自動「拼寫檢查器」聯繫在一起。當每章結束時，如果需要，該程序將自動掃瞄每個單詞，並探究每一個可能發生的錯誤。期望百分之百的正確，而且正因為這種期望及相應的軟件——幾乎所有的書都能被正確地拼寫。更有甚者，計算機化的拼寫檢查器是一個內在的自我修正的教學器，甚至拼寫技能最差的作者使用它也能檢查出錯誤，並能不斷地從屏幕上看到正確的或者幾個可供選擇的詞。從而使他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他們期望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因為有此期望並知道如何獲得，所以他們成功了。他們知道他們的成功根據的是他們創造的最後結果，而不是學習過程中的錯誤，而且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正確的拼寫。 

　　正如當托馬斯·愛迪生關於蓄電他的實驗第1萬次沒有結果。他的朋友試圖安慰他的時候，他所說的那樣：「我沒有失敗，我只是發現了1萬種不能運作的方式。」(14) 

　　在今天的大多數學校系統中，愛迪生可能被認為是個失敗者。事實上，他只接受了三個月常規的學校教育，卻成了擁有103項專利的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家之一。 

　　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愛迪生，但每個被積極鼓勵的幼兒似乎都有同樣永不滿足的冒險和探索的精神，這使他們有可能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 

　　托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是《喚醒你孩子的天資》的作者，他談到了學齡前兒童對於新的學習的非凡的開放性。他說：二三歲時，幾乎每個兒童都「突破」了語言和學習的關口。 

　　幼兒在充滿了情感、關懷、支持和鼓勵之類的理想氛圍中學習效果最好。如果學校裡繼續具有相同的態度，那麼在那裡兒童學習的速度和樂趣也將持續下來。 

　　有許多方法可以達到這種學習上的重大提高。這在後面我們將談到，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世界範圍內所檢驗的每一個積極的教育上的徹底轉變都始於自尊——或自我形象。如果一所學校像那些先進企業一樣也在尋求成功——在那裡每個學生都被鼓勵成功，那麼，這種尊重就獲得了營養。 

　　科林·羅斯，這位以英國為活動中心的，製造世界上賣得最快的快速學習外語培訓課程的企業家說：「在我們研究出來的所有的成果中，最重要可能就是這個：對於我們能否是好的學習者——或者乾脆就是能否做好任何一件事而言，我們的自我形象可能是最重要的。」(15) 

　　每個在這本書中著重提到的學校領導人都會同意這一點。所有這些人用各種各樣的技巧來確保每個孩子的自我形象成熟起來，並因此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就： 

　　■1983年，當唐·揚克(DanYunk)博士作為堪薩斯州曼哈頓的諾斯維爾(NorthView)小學的新校長到達學校時，他發現該校測試分數極低，紀律鬆散，教職工隊伍士氣不振。 

　　今天再去參觀，你會發現學校在氣氛以及效果上都已經徹底改變了。你會發現四年級的學生正通過做比薩餅學習分數，通過唱歌學習西班牙語以及通過戲劇和歌曲學習美國歷史。你會發現四年級的學生與幼兒園的小朋友合作，他們自己扮演老師，寫下那些五歲兒童的故事。 

　　你會發現從早晨7：00開始學校的體育館中就有孩子了。你會發現它適應了所有不同的個體學習特點：擁有大量可見的東西、聲音以及活動。現在你會發現學校裡的大多數孩子都會玩樂器，並且課程表上有豐富的藝術課程。 

　　1983年，揚克發現這裡的老師「20年以來從來沒有到過別的教師的教室」，(16)這種工作方式使其他國家的許多教師難以理解。而今天，教師之間的合作已經成為了一種規範。 

　　在他剛到學校的時候，「家長們感到很不舒服。而現在，他們擔當起了家庭教師、輔導員以及良師益友的角色，其中一位甚至成了電腦俱樂部的會長。」1983年，諾斯維爾學校四年級學生中只有大約三分之一達到了預期的合格水平。而到1990年，97％的學生成為該州最優秀的3％的學生中的一部分；在某些領域佔了最好的l％，揚克有成功的秘訣嗎？正像商界的比爾·赫立特(BillHewlett)和戴維·帕克德(DavePackard)「通過四處走動來進行管理」的秘訣一樣，「授予學生、家長和教師權力，他們必須感受到他們擁有這些權力。」 

　　■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磁鐵城學校位於傳統的新英格蘭工業城市的中心。它早在80年代就建成了——家長和教育界的領導把它規劃為世界上最特殊的學校之一。 

　　因為這所學校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它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它有自己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法院、貨幣、律師、出版社和商業機構。它發行自己的報紙、雜誌和年鑒，所以它的「教職工」學習如何像記者和編輯一樣寫作，學習如何像出版商和電腦操作者一樣進行工作。它的「公民」用他們自己的貨幣來相互買賣貨物和服務，並且還學習關於利率、銀行存款、利潤和虧損帳戶的所有知識。 

　　家長們完全被捲入了其中。那裡有一個每天工作兩小時的電腦顧問，但是他並不把那地方看作一個學校。「我們是一個家庭，」他說，「學校和學生、家長們在一起。」(17) 

　　校長蘇艾倫·霍根(Sue-EllenHogan)說：「我想使它成為一個相互影響的社會。」在學校轉入「微型社會」之前，常規課程每天佔據4個小時，但是甚至課堂也是適應真實世界的，一位教師說：「我教的是出版，而不是英語。」但是學生們學到了兩者。那麼紀律呢？不用驚奇，學生們大多自己控制：處理他們自己的案件，包括指控、上訴、辯護和陪審團。把公民學作為一門學科嗎？「它不僅僅是課程的一部分；它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該校的學生在所有的標準測試中都遠高於年級水平，但是家長、老師和學生認為那只是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小的一部分。這所學校堅定地以經驗是最好的老師這條原則為基礎，而那種教育又是牢牢地建立在從實踐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自我評估的基礎上的。 

　　■新西蘭北帕默斯頓(PalmerstonNorth)的蒙拉德中級學校位於一個低收入地區的中心，就在幾年前一個尖銳的電視節目中，這個地區還是以吸毒和社會性的絕望而聞名，然而近年來它卻成了全國最鼓舞人心的地區之一。 

　　在那個電視節目播出之後不久，布魯斯·柯克(BruceKirk)就作為新的校長到了學校，其教職工的流動比例令人震驚，它的學生也情緒沮喪。 

　　現在你幾乎認不出那個地方了，它擁有全國最高級的電腦設備。11歲的孩子每天都在學習掌握像先進的桌面電腦印刷、將圖像從錄像帶上掃瞄下來並用於電腦製作的校報之類的技能。其他的人則用電腦程序來創造音樂，解決問題，如果落後，則用電腦程序趕上他人。學生們每天早早地出現在電腦邊開始工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在午飯時間留在那裡繼續工作。學校還有相當廣泛的樂高工藝課程。走進樂高的教室就像進入了一個複雜精密的車間和實驗室。你可能會發現兩位12歲兒童正在一起設計一種電動洗衣機，而其他兩位呢，正在試驗水力發電。 

　　電腦和技術儀器的購買不可能超出學校的正常預算，在這裡，蒙拉德學校已經從它的一個鄰居那兒獲得許多幫助：該鄰居是國際格蘭素(Glaxo)藥物公司在當地的分公司。幾年前，格蘭素與蒙拉德結成了合作關係，它每年向學校提供35000美元資金。柯克說：「這不僅僅是美元的交易活動，格蘭素像我們一樣一直在講：把人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都會各歸其位。」(18) 

　　已經退休的格蘭素首席執行主席托尼·海溫特(TonyHewett)說，這種合作關係的成功之處在於「典型的動機促進技術，它的大部分內容不過是對人有興趣。僅有的一個事實是：孩子們知道其他人對他們感興趣，我想，這是成功的主要方面。」 

　　雖然企業的資助很多，但隨便問學校裡一個人，你會被告知真正的改變在於態度上的變化。 

　　當初布魯斯·柯克第一次到學校時，他問學生們和教職員工學校裡有什麼問題，如何改變現狀。 

　　「他們毫不遲疑地告訴我他們想要學校好一點。他們從未感覺好過。」 

　　新西蘭的大部分學生穿制服。在蒙拉德學校他們想要一套新的學校制服，他們會為此而驕傲，於是孩子們自己設計了制服，自己選擇面料和款式。 

　　然而學校裡最大的變化可能在於他們與家長和當地社區建立聯繫的方式上。在學校採用的所有新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小型公共汽車的採用，學生們每週乘坐公共汽車訪問當地的退休職工或者參加其他社區活動。 

　　每個學生都參加了生活技能訓練。從紅十字會中他們學會了如何照料嬰兒。他們還學習汽車維修的基礎知識，學習怎樣修補自己的衣服，怎樣烘烤麵包，怎樣做好飯菜。學校的管理者還開設了一門教小孩學習洗滌的課。所有這些活動都要學生親自動手，他們學習為真正的嬰兒洗澡、為真正的汽車換輪胎。 

　　蒙拉德也是一個文化交叉的學校——它設置的課程也是如此。大約25％的學生是毛利人——其文化促進團體在幫助毛利人父母們進入學校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許多毛利兒童經常身著他們的傳統服裝載歌載舞。 

　　父母們會講到孩子們在自尊方面有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作為毛利人父母的德比·格林(DebbieGreen)說：「幾年以前孩子們從未有過自尊，他們嚼著口香糖在大街上蹓躂，給警察惹麻煩，現在，孩子們感覺到用不著為了引人注目而那樣做了，他們知道可以加入毛利人俱樂部，在學校裡也不再會因身為毛利人而受人歧視了。」 

　　蒙拉德事實上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把自我尊重、生活技能的學習以及深深扎根於學校和社區各類活動中的課程設置結合了起來。 

　　在本書出第一版時，蒙拉德與格蘭索的合作關係由於後者的主要業務從北帕爾默斯頓移到奧克蘭而改變了，然而其積極有效的結果為其他學校及社區提供了很好的榜樣。 

　　■我們的個人調查有很多來自於講英語的國家，然而最有趣的卻來自於亞洲。 

　　日本的學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測驗中是全世界得分最高的。90％以上的學生畢業於高中，日本幾乎沒有文盲。但是日本用於公立教育方面的投資比例卻少於其他大部分發達國家：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3％，而加拿大為7.8％，英國為6.2％，美國為6％。(19) 

　　很多主張「回到基礎教育」的西方人把這種成功歸因於日本非常僵化的長時間教育和機械學習上，這是初中及高中教學的主要方式，但參觀任何一所小學校，你會發現相反的情形。(20)在小學裡，簡直就是幼兒園的氣氛。在二年級教室我們看到有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土球遊戲，有的孩子在牆上製作漂亮的美術作品，孩子們看起來很放鬆，生理與感情上都有安全感。

　　在市立織田小學孩子們的午餐室裡，你會又一次感覺到他們的社會性及情感性的發展狀況是良好的，學校用優美的古典音樂做背景，孩子們戴著衛生口罩為其他排隊等待午餐的孩子服務。 

　　事實上，從幼兒園到小學三年級，日本學校的教育目標是社會化：教孩子們學會成為集體中的一員。調查了東京的13所小學後，美國研究者凱瑟琳·劉易斯(KatherineLews)報告了日本小學全部的教育目標和方向，只有12％是屬於學業上的，其餘部分涵蓋了禮儀訓練、同伴關係社會化、孩子們自己的感覺、個性的發展、體能的訓練、衛生與個人習慣的培養。「整個所見所聞使人聯想起童子軍的集會或一所星期天學校，而不是一年級學生的課堂。」(21) 

　　日本幼兒園和小學教育給人留下的巨大印象是：它把兒童情感上和社會性的發展作為將來學校教育的基礎來抓。這樣的話，它可能為學生後來的快速學習打下了世界上最好的基礎。 

　　一個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教師迷惑的問題是日本小學似乎把班級管理權交給一小部分同學，激發小群體的自律精神和責任心，比如清理牆壁上的塗鴉等，結果是：杜絕了亂塗亂畫。

　　日本的小學也沒有「按學生成績或能力分班」。在每個年級，學習比較差的同學與較好的同學合在一起，升級是自然的。日本人是很不強調個體特性的——它的文化氛圍鼓勵著一種團體和家庭的觀念。因此對「失敗」的孩子來說，據其能力或其他標準把他們分離出集體的做法會被認為是反社會的。 

　　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日本的教師在社會上享有公眾的尊敬。日本還有一種文化傳統，就是把教師視為有特殊問題兒童的「生活導師」。《新聞週刊》的前駐外編輯、在日本居住多年的羅伯特·C·克裡斯托弗說：「日本教師的職責擴展到了他們學生的整個生活中。如果一個孩子突然成績下降，或在吸煙或有其他過失彼抓到時，他的老師幾乎總是會主動打電話給這個孩子的家長，找出困擾孩子的原因並提出糾正的方法。」(22) 

　　日本當然是個比較均一的國家——幾乎沒有貧富很懸殊的現象。外界會說日本太一致了，用一句俗語說：「誰要出頭，就會被壓下去。」然而，克裡斯托夫這樣說：「這種一致性來自於我們所知道的『根部約束』——這個詞來自『盆栽』(bonzai)文化。每當一棵小樹被培育，它的根要經過很小心的修剪和定位，以此來保證盆景植物將來的發展。」很明顯，「根部約束」與日本早期教育系統是有很大聯繫的。 

　　很不幸，日本在高等學校的教育變成了沉重的機械式的學習。其英語教學方法即使與那些離我們下一章將要講到的快速學習結果相去甚遠的學校相比也會被認為是太落後了。因此，他們的外語水平一般來說遠遠落後於荷蘭與瑞典。但是對那些方法的批評不應抹殺「根部約束」和把家庭與合作放在第一位的特殊文化所帶來的益處。 

　　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所說：「西方社會及政府的觀念與東亞的基本不同之處在於：東方社會相信個體存在於家庭背景之中。」(23) 

　　美國領導人在競選期間大談「家庭的價值」，而亞洲領導人認為西方家庭的破裂正在使社會走向衰敗。新加坡外交部的常任部長基肖·馬布班尼(KishoreMahbubani)說：「從60年代至今，美國的人口增長了41％，然而同一時期其暴力犯罪數量增長了560％，非法生育人口增長419％，離婚率增長400％，單親家庭的孩子人數增長300％，青少年自殺率增長200％以上，而學習能力的測驗幾乎降低了80分。」(24)有著這樣的記錄，馬布班尼認為西方應該「停止對亞洲指手劃腳」。 

　　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約翰·奈斯比(JohnNaisbitt)依次將「工作努力、尊重學習、誠實、自律、自我依靠和真誠」作為優秀亞洲人的人格品質。家庭單元很久以來就是亞洲社會的基礎。奈斯比說：「在亞洲，各個家庭自己照顧自己，這是首要的，它強調個體的責任。對於亞洲人來說，中央政府對家庭生活的參與在文化上是不可思議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家庭第一的思想是亞洲幾乎每個國家的儲蓄率高達30％或者更多的原因。亞洲人以家庭和自我滿足為念，不僅相信福利對競爭而言是個沉重的負擔，也認為福利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並導致非婚生生育率增加(美國30％的嬰兒屬於非婚生，而馬來西亞只有1％)、離婚率上升、自信心的喪失和學業成績的下降。」 

　　以家庭為單元構築起的中國社會體系，這一亞洲的強勢經濟力量，對亞洲和亞洲家庭價值觀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作為傳統，它強調學習是每個孩子的重要目標。在豐富的文化傳統裡，亞洲國家已經顯示出他們能夠利用世界上最好的技術突破並加以改進，同時保持了他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 

　　在信息通訊技術方面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可以預言：中國家庭的興趣將會是考慮利用衛星和廉價的家用電腦—電視終端，為亞洲這一重要的人口群體提供交互學習網絡的首要原因。 

　　台灣具領導地位的電腦生產商宏著集團已投資700萬美元用於建立宏碁基金會以便普及新的商業手段。宏碁還創建了它自己的兒童電腦與電子遊戲雜誌，用的是中文。如果使用普通話的、聯結亞洲各地的衛星教育計劃在解決兩岸局勢方面比政府官員發揮更大的作用的話，我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 

　　香港——1997年7月將回歸中國——在衛星通訊方面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新加坡的目標是在1999年前成為第一個完全網絡化的社會，通過電子網絡把所有的家庭、學校、商業部門和政府部門都聯結起來。(25) 

　　新加坡華人商會也決定建立一個叫做「華人國際商業網」的電腦網絡，該網絡將在世界範圍內聯結所有的華商會。(26) 

　　最意味深長的是，當《學習的革命》一書一問世，一所新加坡學校作為最早的海外求購者通過空運為它的每一位職工購得一冊，然後又為家長訂購了幾百冊。當這個版本預備出版時，這個學校已在籌建一所「快速學習中心」，以讓亞洲地區教師學習可以改革教育的學習方法。(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