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

　　社會關系怎樣影響行為和制度，是社會理論的經典問題之一。因為這樣的關系總是存在，所以它們不在場產生的處境只能通過思想實驗想像出來，就如托馬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或約翰·羅爾斯的“初始地位”那樣。功利主義的大部分傳統，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假定理性、自利的行為極少受社會關系的影響，因而提出與這些思想實驗差距不大的理想化狀態。在另一端，筆者的“嵌入性”論點認為，有待分析的行為和制度是很受持續的社會關系制約的，因此把它們設想為獨立的是極嚴重的誤解。

　　本文論述經濟行為的嵌入性。以下觀點一直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中多數人的觀點，即在前市場社會，經濟行為深深嵌入社會關系之中，但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變得越來越自主了。這一觀點把經濟看作是現代社會中日益增長的獨立、分化的領域，同時經濟交易不再由那些做交易的社會或親屬義務界定，而是由個人收益的理性計算界定。間或有人進一步論證道：傳統處境顛倒過來了，經濟生活不再淹沒於社會關系之中，相反，這些關系已成為市場的附帶現象。嵌入性觀點與人類學“實質主義”學派有聯系，特別是與卡爾·波蘭尼（1944；Polanyi, 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一致，也與歷史上的“道德經濟”和政治科學一致（湯普森，1971；斯科特，1976）。它顯然也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關。

　　然而，很少會有經濟學家承認，在嵌入性中與現代化的這一斷裂觀念；他們大多倒是斷言，早期社會的嵌入性實質上高於現代市場中所存在的那種低水平嵌入。亞當·斯密定下這個基調，他假定“人類本性中的某種傾向……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1776］1979，第1卷，第2章），而且假定，因為在原始社會，勞動是生產的惟一因素，因此物品必定與它們的勞動花費成比例交換--就如在一般古典交換理論中那樣（［1776］，第1卷，第6章）。從1920年代以來，一些人類學家采取類似的被稱之為“形式主義”的立場：即便在部落社會，經濟行為之獨立於社會關系，足以達到新古典分析所用的標準（Schneider, 1974）。這一立場最近獲得新註入的活力，因為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和政治學中的同路人對社會制度的經濟分析已發生了新的興趣，這些分析大部分被列入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的框架中。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以前解釋為嵌入早期社會也嵌入我們自己的社會的行為和制度，最好理解為是理性的、或多或少原子式的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 1975; Popkin, 1979）。

　　本文的觀點與這兩種思想派別有分歧，本文強調經濟行為的嵌入性水平，在非市場社會比實質主義者和發展理論所主張的要低，它們隨“現代化”而變遷的程度比他們認為的要少；但是，本文同時認為，這一水平總是而且一直比形式主義者和經濟學家所考慮的更具實質性。因此，本文無意探討非市場社會提出的問題。相反，是從理論上闡明嵌入性概念著手，然後，用來自現代社會的問題闡明其價值，目前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重要意義：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什麽交易是在市場中完成的？什麽交易被歸入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廠商內部？由於奧利弗·威廉姆森（1975）發起的“市場與等級制”研究計劃，這一問題已上升到顯赫的地位。

　　社會學和經濟學中人的行動過度社會化和低度社會化概念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丹尼斯·朗（Dennis Wrong）在1961年的論文中對於現代社會學中“過度社會化”的人的概念的抱怨：這種“人”的概念認為，人們對他人的意見極為敏感，因而他們服從經由共識提出的一系列規範和價值的指令，這些規範和價值通過社會化內在化，以至於他們不會感到服從是負擔。從某種程度上說，在1961年，這種觀念是惹人註目的，這大致是由於帕森斯承認霍布斯提出的秩序問題，而且他本身又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超越在霍布斯那個功利主義傳統中原子式、低度社會化的人的概念（Parsons, 1937:89-94）。朗贊成與原子式個人決裂，強調行動者嵌入社會關系網之中--霍布斯思想中缺乏的東西--但是他告誡誇大這種嵌入性的程度以及它可能消除沖突的程度：

　　社會學家的任務通常是喚起人們關註，在不同情境裏，特別是在那些接受了過分強調他人動機的理論或意識形態的那些情境裏……，人們具有的渴望並力爭獲得其親密無間同伴好評的感情強度。因此，社會學家已經證明，工廠的工人對其同事的態度的敏感性強於對純粹經濟激勵的敏感性……。當然，批判這類研究的成果當然不是我的意圖。我的反對意見是……盡管社會學家已批判了旨在挑出人類行為中基本動機的過去的各種努力，但是贏得他人贊賞而獲得美好自我的形象的欲望，通常在他們自己思想中占有這樣一種地位。（1961: 188 - 189）

　　相比之下，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利用原子式的、低度社會化的人類行動概念進行理論活動，仍留在功利主義傳統內。理論論證根據假設否認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對生產、分配或消費的任何影響。在競爭的市場內，任何一個生產者或消費者顯然不影響整體供應或者需求，因此，也不影響價格或其他貿易事項。就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指出的那樣，這樣理想化的市場，“當它們起作用時，包括大量匿名的、被提供完整信息的、接受價格的買者和賣者，……在各方之間沒有任何長時間的人的或社會的契約。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沒有討價還價、協商、抗議或相互調整的余地，沒有一起立約的經營者，也不必進入周期性的或持續的關系之中，因此，他們不會達到相互熟悉的程度”（1982：1473）。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承認，完全競爭的理想化市場之所以免受思想上的攻擊，部分原因在於自我調節的經濟結構在政治方面對許多人是有吸引力的。這種幸免攻擊的另一個理由是，人們了解得不太清楚，從經濟分析中根除社會關系，解決了從知識日常工作事項中去掉秩序的問題，至少在經濟領域。根據霍布斯的論證，無序狀態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無沖突的社會和經濟的交易取決於信任以及沒有違規行為。但是，當個體被設想為既沒有社會關系，也沒有制度背景--就如在“自然狀態”中那樣，這些未必會發生。借助於強加一種專制權力結構，霍布斯抑制了這一困難。古典自由主義的解決辦法，以及相關的古典經濟學的解決辦法，是相反的：競爭的市場使壓制的政治結構成為不必要的東西，因為競爭的市場使暴力和欺詐行不通。競爭決定個別交易者無法操縱的貿易條款。如果交易者遇到復雜的或困難的關系，即以不信任或違規行為為特征的關系，那麽他們可以簡單地轉向一大批其他希望按市場條款做生意的交易者；社會關系及其細節因素因而是摩擦因素。

　　因此，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行動者可能具有相互關系的事實，如果真會發生的話，就會被看作是阻礙競爭市場的摩擦阻力。在經常引用的話中，亞當·斯密抱怨說：“同行業中的人們即使為了娛樂或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但他們談話的結果往往是陰謀對付公眾，或是籌劃擡高價格”。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對這一難題很少有解決辦法，但是，他的確建議，廢除要求一切同業者都把姓名住所登記在公共登記薄的各種管制；這類信息的公開存在，“把本來也許無法結識的個別人聯系起來，並使同一行業每一個人都能借此獲知所有其他人的住址”。值得指出，不是站不住腳的政策規定而是這種認識：社會原子化是完全競爭的必要條件（Smith, ［1776］1979:232-233）。

　　經濟學家最近對“社會影響”的評論把這些影響設想為這樣的過程：行動者在這些過程中獲得機械地和自動地遵循的習慣、習性或規範，不考慮它們對理性選擇的影響。這種觀點接近於朗對“過度社會化的概念”，反映在詹姆斯·杜森伯裏（James Duesenberry）的妙語之中：“經濟學總是關心人們怎麽做選擇，而社會學卻總是關心人們怎麽沒有選擇可做”（1960: 233），也反映在E. H.費爾普斯·布朗（E. H. Phelps Brown）的下列描述中：“社會學家重視決定性的研究方式”源於這一假定，即人們“以某種方式行動，因為這樣做是習慣的，或是一種義務，或者是做自然的事情，這樣做是正確的和適當的，或是正義的和公平的”（1977: 17）。

　　不過，盡管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的觀點有明顯差異，但我們還是應提出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諷刺：兩者都同樣具有一種觀念，即原子式行動者完成行動和決策。在低度社會化的敘述裏，原子化是由於對自身利益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追求。在過度社會化的敘述裏是由於，事實上，行為模式已經內在化，而且持續的社會關系對行為只有無關緊要的影響。來自社會的內在化行為規則並沒有使這一論點與功利主義觀點決定性地區別開來，在功利主義觀點裏，效用起作用的原因仍未決定，這就為由共識決定的規範和價值完全指導行為留了余地（就像過度社會化論點一樣）。因此，對秩序問題的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的解決辦法，在來自直接社會背景的行動者的原子化中融合了。我們在霍布斯的《利維坦》一書中可以看到這種具有諷刺意味的融合，在自然狀態中不幸的居民，被其原子化造成的無序弄得束手無策，樂意讓出他們的全部權利給專制權力，隨後溫良恭順、彬彬有禮地行動；通過人為地訂立契約，他們從低度社會化狀態直接躍入過度社會化狀態。

　　當現代經濟學家努力考慮社會影響的時候，他們一般以上述引文表述的過度社會化方式描述它們。這樣一來，他們徹底改變了社會影響力是摩擦力的判斷，但維持這些影響力如何起作用的觀念。例如，在關於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理論裏，邁克爾·皮奧裏（Michael Piore）論證道，各個勞動力市場部門以不同類型的決策為特征，而且，在一級上層和一級下層勞動力市場、以及次級勞動力市場中，理性選擇、習慣或命令分別對應於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下層階級亞文化工人的出身（Piore, 1975）。同樣，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梯斯（Herbert Gintis）在其說明美國人受教育的後果時論證道：由於給予每一個階級的教育的差別，所以不同的社會階層顯示不同的認知過程。那些註定從事低層次工作的人被訓練成為規則的可靠追隨者，而那些將輸送到精英地位的人上“精英的四年制本科大學”，這些大學“強調符合生產等級制中較高層次的社會關系……因為他們‘把握了’一種類型的行為規則，所以要麽允許他們向高一級上升，要麽他們被輸送到生產等級制中的相應層次”（Bowles and Gintis, 1975: 132）。

作者:[美]馬克•格蘭諾維特/[瑞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