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真是一個童話世界，尖頂花檐的樓房上，連長腰犬形狀的水筧也仿佛在講述著奇妙的故事，可是同北歐其它地方一樣，當地的“食文化”似乎並不怎麼發達，人們的想象力不大朝那個方向發展，要想擺脫單調與清淡的食品，到頭來你還得找一家中國餐館，以慰朵頤。

話說那天我在哥本哈根城內的淡水湖邊，坐在長椅上望了一陣在湖中遊弋的天鵝，又沿著湖畔林蔭道漫步良久，身心大暢之余，忽覺有進食的必要，於是我乘地鐵到達鬧市區，覓到一家門口掛著中國宮燈的餐館，走了進去，進去一看，吃了一驚，一是因為那餐館的內裝修“全盤中化”，而且在使用中國工藝美術品布置廳堂方面，達到堆砌煩瑣的地步；二是金發灰眼的堂倌笑面相迎引座時，我一瞥之中，只覺偌大的廳堂裏，似乎只有我一個食客，生意竟如此清淡，頗出我意料。

落座到一處由擺滿仿古玩器的多寶格隔開大堂的雅座上，堂倌遞過大如報紙硬如薄鐵印制精美的菜譜，除了丹麥文，還有英文，我也不知都開列著些什麼菜式，只是看清了價格，對於我來說，都貴得可以，不過既已落座，也就不惜破費，我讓他先給我上一壺菊花普洱茶，點什麼菜且再說。

堂倌取茶去了，我正琢磨菜譜，忽聽有人招呼：“劉先生……”擡頭一看，一位似曾相識的洋小夥兒，微微躬身，禮貌地來與我搭訕。

原來我頭兩天在哥本哈根大學演講時，他曾來聽過，坐在頭排，那細高的身材，寬闊的額頭，還有粗糙而淡白的金發，特別是一雙深凹的灰藍色眼睛，都給我留下了印象，我遂請他坐下，攀談起來。

他並非哥大的學生，而且根本不是丹麥人，他是德國人，已從德國一所大學的漢學專業取得了碩士學位，目前是在作博士論文；因為他的女朋友是丹麥人，且在哥大攻漢學，所以他跑到哥市來小住，那天聽我演講，屬“聽蹭兒”性質。

他漢語普通語說得很好，自稱漢名為麥思墨，在先秦諸子百家中，獨尊墨子；我問他博士論文是不是關於墨子的，他說碩士論文已作過關於墨子學說的題目，現在的博士論文，是語言方面的；我問他是個什麼樣的題目，他從容地答曰：“我正準備的論文是：《漢語中關於烹調的動詞的研究》。”

說實在的，他報出的題目讓我吃了一驚。

我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一生得益於中國烹調自不消說，但我卻從來不曾琢磨過，中國語言裏究竟有多少關於烹調的動詞。

麥思墨拿出一個拍紙簿，厚厚的一沓紙上，搜集著一大堆中國話裏的烹調動詞；他說今天機會真是難得，能在這家餐館巧遇我這樣一位中國專家，他忍不住要“不揣冒昧”，向我求教了……

我翻閱著他的拍紙簿，滿眼跳動著雖然熟悉卻從未如此集中的烹調動詞：炒、烤、爆、燉、炸、燒、熗、烙、燜、溜、煸、烘、焯、灼、焙、燎、煉、炙、煲、烹、煮、蒸、煎、熬、熏、汆、涮、澆……

他解釋說，這些還都只是直接與火上操作有關的，尚不包括涼拌腌漬等方面的動詞，而且也都僅是單音的，像“清蒸”、“勾芡”等雙音節以上的另辟專節分析，當然也基本上都是普通話裏的，方言中的暫不涉及；至於在實踐以上的烹調手段時所采用的技術性動作，如拿、取、洗、拆、切、割、磨、攪、鏟、顛、按、轉、翻、叉等也另外再算。

他請教我的問題接踵而至：“燉和煲的區別在哪裏？……是不是加水後，把單一的東西弄熟叫煮，而把多樣的東西混合弄熟就叫熬？……您認為中國人的烹調術裏，有哪些體現出典型的道家精神？……您認為同樣用小麥磨成面粉後，弄熟的辦法，西方人用烤，中國人用蒸，這裏面是不是體現出了兩種文明的根本性分野？……”

麥思墨對中國烹調動詞的研究，真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無端地想到了《紅樓夢》裏的回目：“村姥姥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其實我們中國人對煮和熬的定義界定得並不那麼嚴格，說煮粥熬粥乃至煲粥都行，誰知這位洋哥哥偏是個死心眼兒，非把這幾個動詞掰拆開不可。

我盡量回答他的提問，同他作些討論；堂倌見我們用中文對話，一旁恭立良久，為了使麥思墨獲得準確的概念，我想點一道水煮牛肉，但該餐館並無此菜式；像熗白菜、焯芹菜等堂倌根本是聞所未聞；不過他們備有三鮮鍋巴，這道菜可討論的內容頗多，麥思墨說由他來付這道菜的款，我也同意；後來我點了螞蟻上樹和回鍋肉，還有粟米湯，在哥市能做出這些菜來，也算難為他們了——當然，端上來後，色、香、味都不敢恭維，很像麥思墨說的中國話，遣辭造句都無可挑剔，但聽來總還是有點怪腔怪調。

麥思墨用筷子不成問題，餐後除三鮮鍋巴由他單獨付款，另外的，粟米湯他沒喝，由我單付，其余的我們分攤，西俗如此，堂倌耐心地開出兩份賬單，分別交給我們兩人，所找零錢，我們都放棄，作為小費；我因多次到西方訪問，早已不以此種“算細賬”的作法為怪。

麥思墨自言他之所以常光顧這家餐館，正是為了把論文寫好；這家餐館價格居高不下，他之能以破費，是因為得到某基金會贊助，也就是說，竟有人給他錢，來鼓勵他寫這樣的論文，作這種“中國學”的學問，他也曾要求到竈房間參觀，乃至打工，以有更深入的體驗，但都為老板拒絕，他就是付錢觀摩，也不行。

我們走出時，整個餐館裏也不過只多了三兩桌食客，我真不知那老板何以維持。

分手時，我忍不住問：“你們搞這種研究，到底有什麼用呢？”

麥思墨揚起眉毛，仿佛我這問題很是古怪，令他始料不及，他側頭反問我：“有什麼用？……為什麼……要用？……您是說……讓誰用？……我們……並不是都要馬上拿來用的呀！難道一定要像——比如說筷子那樣，拿在手裏就用的嗎？”

這次哥本哈根的奇遇過去好久了，可是我對西方人如此搞他們的“東方學”、“中國學”，仍在納悶。

1994．6．11綠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