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媒體報道大江健三郎榮獲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正在東京作學術訪問，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覺得突然，紛紛搶購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時沒有注目的這位諾貝爾文學獎新得主的文采。
　　回國後，國內文壇也就大江健三郎獲獎一事議論沸騰。大多覺得突然，主要話題自然是大江得此殊榮是偶然還是必然？日本作家為什麼兩次獲此世界大獎？我還聽到一種議論，似乎大江乃至１９６８年度川端康成獲此獎，主要是客觀因素所決定。甚至以為是諾貝爾文學獎對非西方文學的一種恩賜。《南京週末報》記者袁亦同志特地就這些問題，電話採訪了編者。讀者提出這些問題是很自然的，因為過去我們日本文學工作者努力不夠，翻譯介紹大江文學作品確實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瞭解。
　　但是，在日本文學家、文學史家和評論家的"批評眼"裡，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戰後文學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學成就的川端康成認為："大江是具有異常才能的作家。"權威的《戰後日本文學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現，在戰後文學史上，的確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獨特的形象，創造了獨特的文體，終於成為新時代文學的旗手。"由此可見，大江早已在當今日本文壇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們不能否認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存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但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他們獲獎起決定作用的是主觀的、內在的文學因素。首先，從諾貝爾文學獎發展的歷史來看，自諾貝爾文學獎設立的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６５年以來，獲此獎的西方作家６０人，占獲獎者總人數的９８．４％，而亞非拉獲獎者僅印度詩聖泰戈爾１人，只佔１．６％。這固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但我們客觀分析的時候，也不能忽視歐洲文藝復興之後，西方文學處在上升期，並且日益發達。相反，亞非拉文學，包括有著悠久傳統的東方文學，由於歷史的原因--這裡主要是西方對它們推行殖民主義的原因，致使它們的文化和文學漸漸失去應有的光澤。但是，隨著亞非拉民族的覺醒，經濟文化的發展，它們的文化和文學肯定會再度輝煌。正如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所預言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將是東方世紀，東方文化在世界中將再領風騷。"文學發展的歷程也是如此。從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９４年間，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共３０人，其中西方作家２０人，占６６．７％；亞非拉作家１０人，占３３．３％。亞非拉作家獲獎的比例有了明顯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範圍內亞非拉文學的自覺和提高，開始改變長期以來文學上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這是亞非拉作家在他們國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經過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並非諾貝爾文學獎的恩賜。
　　其次，從亞非拉作家獲獎的理由來看，儘管因人而異，但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尊重民族的傳統，並兼備現代的文學理念和技法，因而獲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東方獲獎者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馬哈福茲為例，就足以證明這一點。諾貝爾獎對泰戈爾的評價是："泰戈爾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與探索精神。"對川端康成的評語是："以敏銳的感受，高超的小說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內心精華"；"川端康成雖然受到歐洲近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洗禮，但同時立足於日本古典文學，對純粹的日本傳統體裁加以維護和繼承。"對馬哈福茲的評價是："馬哈福茲融會貫通阿拉伯古典文學傳統、歐洲文學的靈感和個人的藝術才能"，"開創了全人類都能欣賞的阿拉伯語言敘述藝術。"他們的經驗證明，文學的發展首先立足於民族的文學傳統，這是民族文學美的根源。離開這一點，就很難確立其價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文學又存在一個與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統，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學交流匯合而創造出來的文學，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優秀的文學不僅在一民族、一地域內生成和發展，而且往往還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學精華，在兩者的互相交錯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現出異采。
　　最後，我們不難發現大江健三郎的獲獎，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１）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執著傳統，其次是熱烈憧憬外來文化，有消化外來文化的堅實能力和豐富經驗，創造了吸收外來文化的"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這樣的文化環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東方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現代的。這樣的作家獲得世界的承認，就不會是偶然的了。（２）大江雖然受到薩特和加繆的存在主義的影響，但他吸收存在主義的技巧多於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學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學既貫穿人文理想主義，致力於反映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善的題材，又扎根於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審美情趣等，並且經常強調他寫作是面對日本讀者。我們從他經常反映的兩個主題--核威脅和殘疾問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３）大江學習西方文學技巧的同時，非常強調"民族性在文學中的表現"，他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的致辭還提及，他先前對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不感興趣，現在他重新發現了《源氏物語》。並且，他在創作實踐中貫徹這種思想。比如，他的獲獎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運用了日本傳統文學的想像力，以及日本神話中的象徵性。它們立足於現實，又超越現實，將現實與象徵世界融為一體，創造出大江文學的獨特性。尤其是文體和語言都是純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學評論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所使用的文體和語言是最日本式的。總之，大江文學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時，又擁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義。
　　我與月梅、中忱和徐曉等同志策劃主編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為了彌補過去翻譯介紹大江文學工作的不足，同時向讀者提供一次借鑒和學習外國優秀文學的機會。我們的設想，承蒙光明日報出版社及總編輯張勝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並且榮幸地獲得大江健三郎先生親授版權和北海學園大學人文學部教授、著名比較文學研究家千葉宣一先生擔任顧問，傾以巨大的熱情，促成此項工作順利進行，同時經過編委會全體同仁和譯者同仁的共同努力，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時間內與讀者見面，在此謹向上述諸先生和同仁一併鳴謝。

王中忱譯序·邊緣意識與小說方法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為這一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學院講壇的時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靜。獲獎確實使他喜悅，但也打破了書齋的安寧。為了躲避新聞記者接連不斷的騷擾，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壞電話。１不過，從東京到斯德哥爾摩，總有許多儀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傑出前輩一樣，他要在這裡發表受獎演說。
　　１參見大江健三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在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日本研究·京都會議"上的講演。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離講壇遙遙萬里的故鄉。於是，四國島上名不見經傳的大瀨村（現名內子町大瀨），就成了《我在曖昧的日本》這篇著名演說的開場白。大江並非突然泛起了鄉愁，至少在兩個月前，獲獎消息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傳來時，他便開始醞釀這篇講演辭。而比這稍早一些時間，大江曾經"在北歐談日本文學"，那時，他也說起自己的故鄉。１顯然，故鄉的土地始終牽繫著大江的心，與大江的文學世界絲縷相連。
　　大江經常把故鄉稱做"峽谷裡的村莊"。大瀨確實藏在山谷裡，村前有小田川河流過，四周則環繞著茂密的森林。大江在這裡長到１５歲，"峽谷村莊"經驗可以說就是他孩提時代的經驗。大江後來的創作表明，童年少年時期的記憶，會在作家的文學活動中持久不斷地迴響。誠如大江自己所說：我曾屢屢描述森林裡的孩子的奇異經驗，即或人家認為我是受森林經驗的恩庇而成為小說家的，我也毫無異議。２但"峽谷村莊"不僅為大江的創作提供素材來源，它還時時躍入大江虛構的世界，構成作品內在的時空。而虛構文本（test）裡的"峽谷村莊"自然不限於現實中的大瀨村形成某種對應，在文本內的各種語境（contest）裡，它指涉著多重複雜的內容；從這樣的意義說，森林－峽谷村莊無疑是解讀大江作品的一把鑰匙（keyword）。
　　１參見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此文和大江的另一篇講演《不再封閉的日本人》（１９９３年５月）談到的內容，與《我在曖昧的日本》多有重合，幾乎可以視為後者的雛形。
　　２參見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占夢師》。
　　"峽谷村莊"作為虛構的空間，最初出現在中篇小說《飼育》裡。《飼育》是大江創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寫戰爭時期生活的作品，在戰後日本文學的同類題材作品中也屬異例的存在。"峽谷村莊"這一情境的設定，使故事發生的空間帶有某種封閉自足的烏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視點，更加重了這裡的牧歌氣氛。儘管有戰爭的消息傳來，甚至有敵方的飛機在空中盤旋，但對於山村孩子來說，這一切非但構不成恐懼和危險，反倒增添了新鮮的樂趣。最後，導致烏托邦解體的，既不是戰爭，也不是那個被俘虜的美國黑人士兵，而是村莊裡大人們的支配意志與暴力行為。在小說結尾，當"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頭骨一起被"我"的父親打碎的時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樂園從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這是"我"獲得的啟示，也是小說中俘虜兵故事與山村孩子的成長故事交融起來的接點。"峽谷村莊"由此而轉換為山村孩子舉行成年典禮的儀式性空間。
　　《飼育》裡關於"成熟"的啟示，從某種意義可以看做是大江創作本身的隱喻。《飼育》以前，大江已經以《奇妙的工作》（１９５７）、《死者的奢華》（１９５７）等作品引起文壇注目，尤其是《死者的奢華》，甚至成為日本純文學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學獎的候選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確實非《飼育》莫屬。這篇小說發表當年（１９５８）即沒有爭議地獲得了芥川獎，從而促成大江從"學生作家"順利地轉為職業作家。就文學創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滿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飼育》以後，大江仍然探索"成熟"與"失樂"這一母題。《感化院的少年》（１９５８）和《遲到的青年》（１９６０）等作品裡，仍然泛著童年樂園失去的憂傷，但山村青年渴望的，顯然是遠方都市的冒險，他們希望在那裡驗證自己的成熟。"峽谷村莊"的隱喻內涵發生重要變化，始自大江於１９６７年發表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長篇，在歷史、現實、傳說、民俗交織而成的繁複結構裡，"峽谷村莊"首先作為人物"回歸的場所"而登場。小說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鷹四都是從山村來到現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開端，兩兄弟都正陷在彷徨無路的精神危機中。鷹四曾積極參與１９６０年反對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學生運動，運動失敗後，到美國放浪度日。他渴望結束浮萍般的漂泊，尋找到心靈的歸宿地；蜜三郎則始終是學生運動的旁觀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癡，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觀念雖然頗不相同，但在返回故鄉，開拓新的生活這一點上，卻獲得了共識。如果說，在大江此前的作品裡，"峽谷村莊"主要意味著"喪失"，那麼，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裡，"峽谷村莊"則是根所兄弟尋找自我、尋找心靈故鄉的空間。大江曾說：小說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們靈魂的根本所在。１作家關於家族歷史與靈魂根源的解釋，可以說明根所兄弟的"尋找"由現實深入到歷史層面的原因。鷹四通過想像重構自己的曾祖父之弟、萬延元年（１８６０）農民起義領袖的英雄神話，明顯是為自己組織村民的行為尋找歷史認同的依據（identify）。而鷹四與蜜三郎的對峙，則與其曾祖父輩的兄弟衝突形成呼應。最後，鷹四也像他的祖輩一樣走向了毀滅，但他的死亡卻促動了蜜三郎的轉變。蜜三郎終於意識到，鷹四是堅忍地承受心靈地獄的磨練、頑強探索超越心靈地獄、走向新途的人；於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癡兒子，收養了鷹四的孩子；從鷹四的人生終點，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峽谷村莊"就這樣成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間。
　　１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據作家說，這一姓氏是根據沖繩語裡的一個詞彙確定的。
　　在大江的文學世界裡，"森林"與"峽谷村莊"幾乎是可以相互置換的意象。作家曾說，他所理想的烏托邦，就是"我的故鄉那裡的森林"，"森林峽谷裡的村莊"。１和"峽谷村莊"一樣，"森林"在大江的作品裡，常常作為人物的"再生"之地（如《同時代的遊戲》，１９７９年），或者核時代的隱蔽所（《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１９６８年）而出現。在"森林"的延長線上，無疑還矗立著"樹"的意象。大江的作品裡關於樹的描述俯拾皆是，幾乎達到偏愛程度。他的"雨樹"系列之所以把"樹"作為"死與再生"的象徵，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之所以仍然以樹為題（《燃燒的綠樹》），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說，樹是幫助他躍入想像領域的旅行器械，是他"接近聖潔的地理學意義上的故鄉的媒介。"２
　　１大江健三郎：《尋訪烏托邦尋訪故事》。
　　２大江健三郎：《作為旅行器的樹木》。
　　應該說，如果僅僅把"森林－峽谷村莊"作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關鍵符碼，那是不夠的。森林－峽谷村莊與大江的文學世界有著更深刻的聯繫，它對於大江的獨特認知方式及小說方法的形成，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大江回憶說：
　　"３０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訪問沖繩和美國，並在那裡短暫停留。沖繩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質，以及其與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縱向垂直的秩序相並行的……異文化共存結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為媒介，我得以重新發見森林裡的村莊的文化結構。"１
　　相對於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絕對性和單一封閉性，大江看到了位於邊緣的森林村莊文化的多樣、豐富、開放的生動形態。這一發見直接促成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創作，作家說："促使我創作這部小說的最大動機，即是我漸次意識到的與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邊緣文化。"２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則明確提出了"邊緣－中心'對立圖式，並將其作為小說的基本方法來討論。他認為，"從邊緣出發"，是小說整體地表現現代世界、把握現代危機本質的根本所在，"必須站在'邊緣性'的一邊，而不能順應'中心指向'的思路。"３
　　１大江健三郎：《為日美新的文化關係而寫》，１９９２年５月。
　　２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３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巖波書店。
　　據該書"後記"，大江"邊緣－中心"模式的提出，與閱讀山口昌男的《文化與兩義性》（１９７５），接觸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理論有關。
　　大江所說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佔據社會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識形態。他清醒地看到，在現實中的日本社會，即使是偏遠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也起著支配作用。他認為，最重要的對抗手段是作家的想像力，是通過文學語言，創造出真正立於邊緣的人的模型（model），從而使人們的認知結構化，獲取認識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１
　　１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邊緣人"當然不能簡單從地理學意義上理解，大江主要是從社會－文化結構的視角為"邊緣"定位。他認為，在社會－文化結構中處於劣勢，被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支配的一方，基本處於邊緣位置；而其中受災致殘者，更處於邊緣的邊緣。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結構裡，邊緣人的聲音無疑被壓抑著。如果通過作家的想像和創造，使邊緣人的形象凸現出來，自然為既成的穩定的社會－文化秩序引人異質因素，使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切突然變得陌生，從而引發出對既成社會－文化結構的質疑與新認識。１
　　１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從上述意義上說，《廣島札記》（１９６４）、《個人的體驗》
　　（１９６４）無疑都屬於"從邊緣出發"的創作。儘管大江提出"邊緣"概念遠在這兩部作品發表之後。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大江用"邊緣－中心"圖式討論小說方法，固然不無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但同時也是他自我體認、探索思考的結晶。《廣島札記》彙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數訪廣島的所見、所思，明晰顯示出其"從邊緣出發"的指向，是透視現代社會乃至現代文明，探索人類的未來命運。在這樣的視野裡，廣島原爆的受害者們的位置與意義即發生變動，他們不僅讓人觸目驚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還蘊藏著治癒核時代社會疾病的力量。
　　《個人的體驗》與《廣島札記》的題材、文類絕然不同，但作家卻常常把這兩部作品相提並論。這當然不僅僅因為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幾乎重合，更主要的在於兩者間確有許多內在的相同。原爆與畸形誕生，可以說都是人力無法抗拒的災難，面對這樣的巨大打擊，人該怎樣生存？廣島原爆受難者和殘疾兒的父親鳥面臨的是同樣的課題。殘疾兒童的出生，作為一個嚴酷的參照物，照射出現代人心靈的殘疾，最後促成鳥走過心靈煉獄，獲得精神上的新生。
　　《個人的體驗》常被視為關於人的"再生"的故事，但關於小說結局鳥和殘疾兒共獲新生的處理，卻不無異議。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即對這一結局提出過批評，這一事情後來甚至被大江寫進另一部小說裡（《寫給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據作家笠井潔分析，三島的不滿，主要在於大江把人物認識與行為二律背反式命題，通過鳥的突然轉變，變魔術似的突然解消了。而這一命題，恰是三島苦苦探索不得解脫的。１如果確如笠井所說，那麼，三島的批評可謂擊中要害，但縱觀大江的全部創作，也可以看到，《個人的體驗》的結局，並不是大江關於"再生"問題思考的終點。毋寧說，自《個人的體驗》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寫作中的最後一部長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尋人類"拯救""再生"的途徑。在"雨樹"和《新人呵，醒來吧》（由《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等構成）兩個系列作品裡，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尋的軌跡。不過，《個人的體驗》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聞媒體廣泛傳播，而大江後來的探索則很少被一般讀者注意，確是不必諱言的事實。書有書的命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吧。
　　１參見笠井潔、柄谷行人的對談：《關於"結局"的想像力》，《國文學》雜誌第３５卷第８號。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識極強的作家。他不僅認真研讀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以至巴赫金的文學理論，而且，自己還專門寫作了《小說的方法》等理論著作。但是，大江並不沿著內容／形式的思路去考慮文學的方法問題，他所說的"方法"，並不限於形式、技巧層面，而是貫注著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精神"，與"小說精神"融為一體、互為表裡。作為小說方法的"邊緣意識"，既與大江的小說構成方式密切相關，又體現了他認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結著他的人格追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大江一時成為世人矚目的人物，成為新聞報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慣例擬議授予他文化勳章。但大江表示拒絕。他說：那勳章對我來說，會像寅次郎穿上禮服一樣不般配。１寅次郎是一部系列電影裡，一個幽默風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場，也體現了他一貫堅持的"邊緣意識"。他拒絕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同化，"走向邊緣"；當然，是為了"從邊緣出發"。
　　１參見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樂"演奏會上的講演。《朝日新聞》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１日
　　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今內子町大瀨），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間排行第三。大瀨為一森林峽谷間的村莊，這裡的自然環境、民間習俗，對大江健三郎後來的創作頗有影響。
　　１９４１年　６歲
　　４月，入大瀨國民學校讀書。是年１２月２８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１９４４年　９歲
　　祖母和父親相繼故去，兩個哥哥均被"戰時集中征訓"，家裡男人只有健三郎一人。
　　１９４５年　１０歲
　　國民學校小學五年級。是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１９４７年　１２歲
　　３月，大瀨小學畢業，４月，入大瀨中學。是年，日本學校制度改革。５月，戰後日本新憲法公佈、實施。新制中學把原來的修身課改為新憲法學習，這對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１９５０年　１５歲
　　３月，初中畢業；４月，入愛媛縣縣立內子高中。
　　１９５１年　１６歲
　　４月，轉學至愛媛縣立松山東高中。編集學生文藝雜誌《掌上》。自是年起，開始了以後持續十二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
　　１９５３年　１７歲
　　３月，高中畢業；赴東京，入補習學校，準備大學考試。
　　１９５４年　１９歲
　　４月，考入東京大學文科。
　　１９５５年　２０歲
　　９月，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基礎教育部）學生雜誌《學園》上發表作品《火山》，後獲銀杏並木獎。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索爾·貝索、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１９５６年　２１歲
　　４月，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於本年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創作劇本《死人無口》、《野獸之聲》。
　　１９５７年　２２歲
　　５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小說《奇妙的工作》，獲該報五月祭獎，並獲著名文藝評論家平野謙的注意。８月，小說《死者的奢華》發表於《文學界》雜誌，成為日本文學界最為推重的"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稱讚這篇小說顯露了作者"異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作為學生作家由此正式登上文壇。
　　１９５８年　２３歲
　　１月，中篇小說《飼育》發表於《文學界》，並於當年獲第３９屆"芥川文學獎"；同年，早期作品集《死者的奢華》由文藝春秋新社出版。發表《感化院的少年》等作品。因突然進入作家生活，寫作過度緊張，服用安眠藥過度，幾至中毒。
　　１９５９年　２４歲
　　３月，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專業，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論薩特小說裡的形象》。畢業後，專注於文學創作；是年，發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性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觀察人生、構築文學世界。
　　１９６０年　２５歲
　　２月，與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女兒伊丹緣結婚。創作電視歌劇《昏暗的鏡子》；參加"安保批判之會"、"青年日本之會"，明確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５月，作為第三次日本文學家訪華代表團成員，與野間宏等訪問中國。９月，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開始在《新潮》雜誌連載。
　　１９６１年　２６歲
　　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殺事件為題材，創作並發表《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因此遭到右派勢力威脅。本年８月起，赴歐洲旅行，曾在巴黎訪問薩特。
　　１９６３年　２８歲
　　５月，發表中篇小說《性的人》；６月，長子大江光誕生，頭骨先天殘疾。夏，訪問廣島，調查遭受原子彈爆炸後的種種情況。
　　１９６４年　２９歲
　　８月，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出版，獲新潮文學獎。１０月，長篇隨筆《廣島札記》開始在《世界》雜誌連載，至翌年三月載完。
　　１９６５年　３０歲
　　夏至秋，赴美國旅行，參加哈佛大學的研討班。
　　１９６６年　３１歲
　　４月，新潮社開始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翌年二月全六卷出齊。本年，為創作新的長篇小說而系統閱讀福克納的作品。
　　１９６７年　３２歲
　　１月，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開始在《群像》雜誌連載，７月刊完，９月，由講談社出版單行本。同年獲第三屆谷崎潤一郎獎。長女菜采子於同年７月誕生。赴沖繩旅行並發表《為與沖繩共歎共怒》等文章。
　　１９６８年　３３歲
　　３月，赴澳大利亞旅行。４月，發表《參院選舉反映了民意嗎--當投票意味著放棄權利的時候》等文。５月，《個人的體驗》英譯本出版，應譯者與出版社邀請赴美旅行。８月，發表《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等文。
　　１９６９年　３４歲
　　８月，長篇隨筆《沖繩札記》開始在《世界》雜誌連載，翌年６月刊完。
　　１９７０年　３５歲
　　７月，講演集《核時代的想像力》由新潮社出版。是年，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大江健三郎曾就此事件多次發表意見。
　　１９７１年　３６歲
　　夏，參與創辦並編輯季刊《沖繩經驗》；７月，出版與重籐文夫的對談錄《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後的人》。本年起，"啟示錄""末世"、"末日"等詞彙頻頻出現於大江的作品和談話裡。
　　１９７３年　３８歲
　　長篇小說《洪水湧上我的靈魂》（上、下）由新潮社出版，同年１２月獲野間文藝獎。
　　１９７４年　３９歲
　　２月，在日本作家要求釋放索爾仁尼琴的聲明上署名。１１月，出版《文學筆記》（新潮社），其中詳細記錄了《洪水湧上我的靈魂》的推敲修改過程。
　　１９７５年　４０歲
　　５月，為抗議韓國當時的政府鎮壓詩人金芝河而參加有關活動。大學時代的恩師、東京大學教授渡邊一夫去世；本年，山口昌男著《文化的兩義性》由巖波書店出版。大江後來曾把這稱為"兩個重大事件"，並說，這兩個事件在他的內心是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他把渡邊一夫視為終生之師，而他開始關注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則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響。
　　１９７６年　４１歲
　　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語講授"戰後日本思想史"。
　　１９７７年　４２歲
　　９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二輯，全六卷，翌年２月出齊。１０月，參加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東西文化在文學裡的相遇"研討會，做了"關於邊緣性文化"的報告。
　　１９７８年　４３歲
　　５月，《小說的方法》由巖波書店出版；在這部小說論著裡，可以明顯看到形式主義、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
　　１９７９年　４４歲
　　１１月，長篇小說《同時代的遊戲》由新潮社出版。
　　１９８０年　４５歲
　　１月，短篇小說《聰明的雨樹》發表於《文學界》雜誌。６月，《大江健三郎同時代論集》由巖波書店出版，全十卷，翌年８月出齊。
　　１９８１年　４６歲
　　先後參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岡子規紀念館開館等活動並發表講演。
　　１９８２年　４７歲
　　７月，系列短篇小說集《傾聽雨樹的女人們》由新潮社出版，翌年獲第３４屆讀賣文學獎；系列短篇《新人呵，醒來吧》第一篇《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發表於《群像》雜誌。
　　１９８３年　４８歲
　　系列短篇小說集《新人呵，醒來吧》由講談社出版。系列隨筆《小說的圖謀·理性的愉悅》開始在《波》雜誌連載（４月），翌年１２月刊完。
　　１９８４年　４９歲
　　１月，與作家堀田善衛的通信，以《核時代的烏托邦》為題發表於《朝日新聞》；５月，參加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做了題為《核狀況下的文學--我們為什麼寫作》的講演。９月，辭去芥川文學獎評委職務。
　　１９８５年　５０歲
　　長篇小說《MBT》序章發表。
　　１９８６年　５１歲
　　《MBT與森林裡奇異的故事》由巖波書店出版。
　　１９８８年　５３歲
　　理論著作《為了新的文學》由巖波書店出版；該書結尾部分，大江提到了自己"最後的小說"；他說，關於廣島，關於核籠罩的當今世界的問題，將構成這部作品的核心。
　　１９８９年　５４歲
　　獲歐洲共同體設立的猶羅帕利文學獎；評獎委員會認為，大江對歐洲文學也給予了相當的影響，他創造了能夠表現個人體驗與普遍性經驗相結合的文體。同年，《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瑞典文版出版。
　　１９９２年　５７歲
　　４月，擔任《朝日新聞》"文藝時評"欄專欄作家，持續至１９９４年３月；所撰評論，表示出對中國"文革"後文學的關注，認為從中國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說日譯本，可以看出潛藏著破壞舊文體的力量。
　　１９９３年　５８歲
　　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意大利蒙特羅文學獎。
　　１９９４年　５９歲
　　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科學院宣佈大江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１２月，赴斯德哥爾摩參加授獎儀式，本月７日發表受獎紀念講演《我在暖昧的日本》。同年，表示拒絕接受日本政府擬議頒發的文化勳章。《小說的經驗》由朝日新聞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