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從報上剪下了一幅川端康成的照片，他嘴角下垂，眼鏡看著斜上方。那種孤冷、清寂和隱隱地驚恐，我從未在別的作家那裏看到過。

　　川端康成從他的幼年時代起就生活在一條死亡的河流裏，兩歲喪父，三歲失母，七歲時外祖母病故，到了十六歲，唯一的親人外祖父也撒手而去。

　　我想，一個在淒涼中生活、並且總是想著自己是孤兒的人，大概臉上就會停留著這種表情吧。

　　我內心的表情是否正是如此呢？

　　那種隱約的驚恐不安，是我最熟悉的東西。

　　我出生在一個邊遠省份的小鎮上，三歲喪父，母親常年不在家。

　　我經歷了饑餓和失學，七歲開始獨自生活，一個人面對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幾乎就是一塊專門砸向我胸口的石頭，它的冰冷、堅硬和黑暗，我很早就領教過了。

　　我不信任這個世界，懷疑一切人。

　　八歲的時候，我的外祖母從鄉下來鎮上看我，她給我買了我喜歡吃的叉燒包，但我卻認為她在裏面放了毒藥。種種陰暗病態的念頭一直折磨了我許多年。

　　面對現實，我是一個脆弱的人，不擊自碎，不戰而敗。

　　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說，寫作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宿命。

　　我很早就開始記日記。

　　文字就像我死去的父親和遠在別處的母親，又像替我阻擋世界的厚厚的被子，它們從我的筆下，返回我的心臟，成為我黑暗中的光芒。現實被及時地忘記，人在幻覺中變得強大。文字們一個個手執劍戟，精勇突進，有多少兇惡的仇敵被它們一劍封喉；又有多少從未得到過的柔情，從自己的內心出發，經過文字，變成花瓣回到自己的肩頭。

　　從日記出發，到達詩歌，又從詩歌到達小說，二十多年來，寫作已經成為了我的生活方式。

　　不寫作我會陷入抑郁，情緒低落、焦慮、煩躁不安，就像一個吸毒的人斷了頓。

　　寫作順利的時候我感到身體健康，人生美好，願意活到一百歲。就這樣，寫作沖淡了我的恐懼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並不像我生命早期看到的那樣處處黑暗。

　　我從版圖最邊遠的省份來到北京。

　　我的家鄉北流縣，有著古代流放犯人的關口，叫鬼門關，民謠裏說的“過了鬼門關，十去九不還”指的就是這個地方。我成年以前並不喜歡自己的家鄉，事實上我更不滿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成長中焦慮、煩躁、驚恐不安，時刻盼望著逃離故鄉，到遠處去。我從北流來到南寧，從南寧來到武漢，最後來到北京。

　　現在我在北京這座城市已經生活了十多年，就像我至今分不清它的東西南北，我同樣無法洞悉這個城市的秘密。

　　北京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但它遠在我的身外。市，但它遠在我的身外。“雖信美而非吾土”，有時我會想起古代詩人王粲面對一座壯美的樓閣時的感慨。

　　就這樣，故鄉在我離開它多年之後才最終來到我的心裏，只是此刻它早已面目全非。

　　三年前我回北流，我看到，它比七年前變得更加嶄新和陌生，我認識的街道已經消失，熟悉的樹木不見了，大片的田野變成了工地。尤其是，我的母語也夾雜了一些普通話和廣東話，這使它變得奇怪。有一次文聯在一家賓館裏請吃飯，飯桌上全是本地人，但上菜的小姐每上一道菜都用普通話而不是本地話報出菜名。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鄉，一定也像一個異鄉人吧。

　　我住在東城一幢高層建築的八層樓上，我女兒從五歲起就在陽臺上種玉米，至今已經種了幾年了，因吸不到地氣，又沒有充足的陽光，結果每年都不抽穗，女兒總是白歡喜一場。

　　我想我有一半像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

　　好在文學收留了我，我無根的病態和焦慮，以及與人隔絕的空虛感，都在文學中得到了安放。

　　我先後從事過多種職業，現在成為了一個靠寫作生活的女人。

　　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有十幾億人口，即使只有一萬人買我的書，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準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場的臉色。

　　我逐漸平靜下來，這使我慢慢看到了他人的生存。

　　我願意看得更多一些，自2000年的5月到9月，我一個人獨自上路，四次進出北京，沿著黃河流域，旅行了兩萬多華裏。

　　我看到了無數的田野和山脈，看到了鄉村的集市和學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隊伍和曬在馬路上的麥子。我雖不擅長參與社會現實的寫作，但我確信，對底層和弱勢群體的關註會使我的內心變得健康一些。

　　把自己寫飛，這是我最後的理想，在通往狂歡的道路上，我這就放棄文學的野心，放棄任何執著。

　　我相信，內心的故鄉將在寫作中出現。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寫作，就讓文學像細菌一樣潛伏在我的肌體裏吧，讓它們與我一起，與萬物共生長，或者，與萬物同消亡

　　我曾經如此畏懼這個世界，世界卻以文學擁抱了我，我惟有感恩。

　　《散文海外版》2002.3（原載《百花州》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