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臉上有一條險惡的傷疤：一道灰白色的、幾乎不間斷的弧線，從一側太陽穴橫貫到另一側的顴骨。他的真實姓名無關緊要，塔誇倫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紅土農場的英國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願意出售。我聽說那個英國人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傷疤的秘密故事告訴了卡多索。英國人來自南裏奧格朗德邊境地區，不少人說他在巴西幹走私買賣。紅土農場的土地上荒草叢生，河水苦澀，英國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跟雇工們一起幹活。據說他嚴厲到了殘忍的地步，不過辦事十分公道。還說他愛喝酒，一年之中有兩三次躲在那個有凸肚窗的房間裏，猛喝兩三天，再露面時像打過一仗或者昏厥之後蘇醒過來似的，臉色蒼白，兩手顫抖，情緒很壞，不過仍舊跟先前一樣威嚴。至今我還記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軀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誰都不來往，他的西班牙語也確實差勁，講起話來像巴西人。除了偶爾有些商業信函或者小冊子以外，從來沒有人給他來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時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漲，只能在紅土農場過夜。沒待幾分鐘，我發現自己來得不是時候；我想討好那個英國人，便把談話轉到了一個不痛不癢的題目上——愛國主義。我說一個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國家是不可戰勝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著補充說他並不是英國人。他是愛爾蘭登加凡地方的人。話剛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覺得泄漏了一個秘密似的。

晚飯後，我們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經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後面的天空，不時被閃電劃破，另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我們回到那個簡陋的飯廳，剛才侍候我們吃飯的雇工端來一瓶羅姆酒。我們兩人默不作聲地喝了好長時間。

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自己有點醉意；不知是由於高興還是由於膩煩，我忽然異想天開，提到了他臉上的傷疤。英國人臉色一沈，有好幾秒鐘冷場，我以為他準會把我攆出去。最後，他聲調一點沒有改變，對我說道：

"我不妨把這個傷疤的來歷告訴你，可是有一個條件：不論情節多麽丟人，多麽不光彩，都如實講來，不打折扣。"

我當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講的時候英語夾雜著西班牙語，甚至還有葡萄牙語。

1922年前後，康諾特的一個城裏有許多策劃爭取愛爾蘭獨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當時的夥伴中間，有些人如今仍舊健在，從事和平的工作；有些人說來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裏為英國旗幟戰鬥；還有一個最勇敢，拂曉時分在一個軍營的場院裏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槍決了；再有一些（並非最不走運的）在內戰默默無聞甚至幾乎是秘密的戰鬥中找到歸宿。我們是一夥擁護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們還是浪漫主義者。在我們看來，愛爾蘭不僅有難以忍受的現在，有烏托邦似的將來，它還是一個辛酸而可愛的神話；有圓塔，有紅色的沼澤，是帕內爾的反抗，是歌頌盜牛的史詩，那些牛有時是英雄的化身，有時又是魚和山的化身……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成員，一個名叫約翰·文森特·穆恩的人從芒斯特省來到我們這裏。

他年紀不到二十歲，又瘦小又窩囊，像無脊椎動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帶著死心眼的狂熱熟讀了一本不知什麽名字的共產主義的小冊子，無論談論什麽問題，總是用辯證唯物論來下結論。你有無數理由可以厭惡或者喜歡一個人，穆恩卻把全部歷史歸納為骯臟的經濟沖突。他斷言革命註定要勝利。我說仁人誌士應當力挽狂瀾，站在失敗的一方……已經很晚了，我們從走廊、樓梯一直爭論到街上。給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思的觀點，而是他那不容置辯的聲調。這個新來的同誌不是在討論問題，而是帶著輕蔑和慍怒在發號施令。

我們走到市區盡頭，周圍的房屋稀稀落落，這時突然響起一陣槍聲，使我們大吃一驚（在這前後，我們經過了一家工廠或者一座軍營的圍墻）。我們趕緊拐進一條土路。一個士兵從著火的棚屋裏出來，映著火光，身軀顯得特別高大。他厲聲吆喝，叫我們站住，我加快了腳步，我那個夥伴卻沒有跟上來。我轉過身，只見約翰·文森特·穆恩嚇得一動不動，呆若木雞。我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個士兵打倒在地，使勁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罵他，叫他跟我走。他嚇癱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著他跑。我們在火光四起的黑夜裏奪路而逃，背後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穆恩的右臂給一顆子彈擦過，我們逃進小松林時，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貝克萊將軍的鄉間宅第駐防。將軍當時在孟加拉擔任不知什麽行政職務，我從沒有見過他。那座房屋蓋了還不到一百年，但很破敗陰暗，有許多曲折的走廊和無用的前廳。古董擺設和大量藏書占據了底層：那些書百家爭鳴，互不相容，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正好代表了19世紀的歷史；波斯尼沙普爾的腰刀緩和的弧線上仿佛還遺留著古戰場的風聲和殘酷。我記得我們是從後院進屋的。穆恩嘴唇顫抖幹燥，喃喃地說那晚的經歷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紮了傷口，發現他挨的那槍只擦破了一點皮肉，沒有傷筋動骨。突然，他迷惑不解地說：

"可是你冒了很大的危險。"

我叫他不必擔心（內戰的習慣迫使我剛才非那樣做不可，何況一個成員被捕有可能危害我們的整個事業）。

第二天，穆恩已經恢復了鎮靜。他接過我給他的一枝煙，然後嚴格地盤問我，要了解"我們革命黨的經濟來源"。他提的問題很有條理，我實話實說，告訴他情況很嚴重。南面槍聲激烈。我對穆恩說，夥伴們在等著我們。我的大衣和手槍在我自己的房間裏，我取了回來時，發現穆恩兩眼緊閉，躺在沙發上，他覺得自己在發燒，訴說肩膀痛得厲害。

我明白他已經怯懦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我尷尬地請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後向他告別。那個膽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膽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和所有的人都有共同之處，因此，把花園裏的一次違抗說成是敗壞了全人類不是不公平的，說一個猶太人被釘上了十字架就足以拯救全人類也不是不公平的。叔本華的名言：我即他人，人皆眾生，也許有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說，莎士比亞就是那個可悲的約翰·文森特·穆恩。

我們在將軍的大宅裏待了九天。關於戰爭的痛苦和希望我不想評論，我的目的是敘說這條使我破相的傷疤。那九天在我的記憶中似乎成了一天，除了最後第二天。那天，我們的人沖進了一座軍營，殺了十六個士兵，替我們在艾爾芬被機槍掃射死去的十六個同誌報了仇。天蒙蒙亮的時候，我從那座房子裏溜了出來，傍晚才回去。我的夥伴在二樓等我，他因為傷痛不能下到底層。我記得他手裏拿著一本有關戰略的書，毛德或者克勞塞維茨的作品。有一晚，他曾對我說過："我最喜歡的武器是大炮。"他打聽我們的計劃，誇誇其談地加以批評或者修改。他還經常抨擊"我們可悲的經濟基礎"，武斷而陰沈地預言結局肯定一團糟。他嘀咕著說："這件事完蛋了。"他為了表明並不介意自己肉體的懦弱，竭力顯示頭腦的敏銳。我們就這樣好歹過了九天。

第十天，愛爾蘭皇家警察輔助部隊完全控制了城市。高大的騎兵悄悄地在街上巡邏，風中夾著灰煙；我從街角望見廣場中央吊著一具屍體，仿佛軟蕩蕩的人體模型，士兵們拿它當靶子，不停地練習槍法……我那天清晨出門，午前就回來了。穆恩在圖書室裏和誰正講著話，我聽聲調知道他在打電話。我聽見他提到我的名字，接著又說我晚上七點鐘回來，還出點子說可以等我穿過花園時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賣我。我還聽到他要求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頭緒到這裏就亂了，也斷了。我只記得那個告密者要逃跑，我穿過夢魔似的黑走廊和使人暈眩的長樓梯窮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幾次幾乎被他逃脫。但在士兵們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個死角。我從墻上將軍的兵器擺設中抽出一把彎刀，用那半月形的鋼刃在他臉上留下了一條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記。"博爾赫斯，你我雖然素昧平生，我把這事的真相告訴了你。你盡可以瞧不起我，我不會難受的。"

他說到這裏停住了。我發現他的手在顫抖。

"穆恩後來怎麽啦？"我問道。

"他領到了猶大的賞錢，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幾個喝醉的士兵在廣場上把一個模型似的人當靶子射擊。"

我等他講下去，可是半晌沒有下文。最後我請他往下講。

於是他呻吟一聲，憐惜地把那條彎曲的灰白傷疤指給我看。

"難道你不信嗎？"他喃喃地說，"難道你沒有看到我臉上帶著卑鄙的印記嗎？我用這種方式講故事，為的是讓你能從頭聽到完。我告發了庇護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現在你蔑視我吧。"

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