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記得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堂歷史課。那時我還是一個十歲的孩子，坐在塗著綠色墻裙，天花板高的嚇人的教室裏，走進來的是一位我們都不認識的“黃老師”。他拍打著大開本的歷史課本，點名要班裏最聰明的孩子回答他的第一個問題。同學們都叫我的名字，我有些怕生，但也帶著責任感和驕傲站起來，聽他提問。他看著我，一板一眼的說：“你們整天坐在課堂裏學習，最終是要學會什麽呢?”

對一個十歲的孩子而言，甚至，對於任何年齡的學生，這樣的問題都足以讓人陣腳大亂。我一時間只想到語文課本上剛剛教過的周恩來“為中國崛起而讀書”的故事，嘟囔著，說著要學會一些本領，好讓祖國強大，這樣一類的話。他笑笑，讓我坐下，用清朗的聲音說：“我覺得讀書，是要學會怎麽做人。怎麽做一個好人。”

不知為何，我雖不常想起當日的情景，但卻從未忘記它。有句話說：你記住了什麽，你就是什麽(You are what you remember.)。不過，像這樣的經不起推敲的“智慧廢話”實在太多——你讀了什麽你就是什麽，你吃了什麽你就是什麽，你愛什麽你就是什麽，最詭異的說法是，你是什麽就是什麽(You are what you is)。我們今天，一方面無比關心自我感受，似乎自己的內心才是唯一重要的東西;另一方面，卻變本加厲的用最世俗的標準衡量自身和他人。“一個好人”這樣的說法已成為被忽略、輕視、嘲諷的陳詞濫調，只有在否定別人的時候才被偶爾提起，“他真不是個好東西!”在一個現代的消費社會裏，道德模糊、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成功故事，往往比平凡生活中的道德閃光點受到多得多的關註。舊社會裏對於道理和德行的重視，讓位於新社會裏對出身和得失的計較，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不獨為現代中國所有。對此悲觀的人，驚呼社會多麽多麽道德淪喪;而對此樂觀的人，則表示這真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標誌，沒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無論對今天的道德狀況作何判斷，沒有什麽嚴肅的思考者會否認，在任何時代，道德問題都是人類思想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在記錄歷史這個行當裏，過去發生事情的道德意義是非常重要，有時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問題。在兩漢到晚清這一很長的歷史時期裏，正統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把史作為經的旁證和補充，歷史是道德的婢女，雖然也間或以“求真”、“致用”的名義登堂入室，但是在對於過去的記錄和闡釋中，道德關懷始終是一個最重要的維度。從民間來看，在那些我們耳熟能詳，口口相傳的歷史故事裏，對於歷史人物，更受關註的往往是他作為一個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面對重大抉擇時刻，他展現出來的道德勇氣——項羽、劉備、嶽飛、孫文作為失敗的英雄，比劉邦、曹操、袁世凱這些“馬上的天下”者，或是“亂世梟雄”，贏得了更多的承認。這並不是否認在傳統中國思想中，“成王敗寇”思想的存在和影響力;但是這種對於歷史的功利主義的看法，始終只是一種反叛的誘惑。儒家的道德觀念，其起點是“己”，而其終點是“人”;而各式各樣的功利看法無非是起源於“己”而終於“己”的，他們只能停留在思想光譜中最隱蔽和最沖動這兩段，占據不了中心的位置。

那麽，為什麽要在現代中國重提“歷史敘述的道德責任”這一有些拗口的說法呢?傳統中國業已泯滅，那些放置在博物館的櫥窗裏被觀看、被口沫橫飛的評論、然後過眼即逝的所謂“傳統”，和我們今天的文化，和我們每日的生活，又能有多大的關系呢?如果現代社會是不道德的，那再有道德擔當的歷史敘述也無法拯救它;在某些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看來，道德和一個小鬧鐘差不多，是可以隨意解構、重構的，因此無論歷史怎麽被敘述，它總能和道德倫理發生關系。最後，一種特別有誘惑力的說法是，在現代社會裏，道德問題已經不再重要了，當前唯一的問題是“治理”，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有技術的，而不是思想的，或是道德的解決方案。

如果說尼采在他的時代需要追尋道德的起源的話，那我們則需要追尋這些“非道德”和“反道德”力量的起源。我們今天的道德，已經退化為一種善良、淳樸、本分的零零碎碎的農業感情，我們不願對超越普通生活場景的善惡表態，動輒嘲諷那些宣揚大是大非的人們;我們對於生活中的惡行感到如此平常，通常的反應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從不以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我們自身，從小範圍的草根維權行動到大規模的民族主義抗爭皆是如此;我們對於收買、威脅、分化的手段是如此缺少抵抗能力，讓迫害者們洋洋得意的認為，我們的道德貞操和他們一樣廉價。這些現象的起因和我們所經歷的歷史高度相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這些歷史的看法。關於我們自身的歷史敘述，到底是加強了我們內心的堅強力量，還是剝奪了我們的道德情懷，這是在今天無比緊迫的問題。

今天在課堂上被教授，在坊間被談論，在媒體上所呈現的中國歷史大多是缺少道德責任的，尤其是近現代史。這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系列思想和政治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所有的現代史都是一場關於進步、發展、變化的歷史，中國近現代史不是例外。可是與西方的近現代史不同，在課堂上被廣泛講述的中國近現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沒有歡笑、沒有幸福的進步史——失敗、屈辱、沈淪是描述1840年以來的中國的常用詞匯，也構成了後來新中國進步的依據。這和僵硬冷酷的唯物主義史觀有關——黑格爾有言，“世界歷史不是快樂生長的土壤，那些短暫的快樂時期是歷史這本書裏的空白頁面。”這也和實際的政治需要有關：同仇敵愾的感情相比溫暖的樂觀，有著更好的團結、動員的力量。這種歷史敘述，往往給人許多無法消解的負面情感，而且迅速指出迫害者和兇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因而拒絕更加深刻的、關於自身行為的道德追問;文革結束以後，隨著“革命”、“人民”喪失了其歷史合法性，中國國內的歷史研究在“求真”、“求實”的旗幟下有了許多新的進展，但因為歷史原因，這方面研究的學術自由很快受到限制，未能打破近代中國是“受害者”這一情感牢籠，也未能完全揭開蒙在傳統中國身上的重重迷障;古代中國的輝煌，近代中國的屈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復興，雖然遭受過多少不痛不癢的指摘，但依然成為了一種強勢甚至是霸權的歷史敘述。“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就是這種霸權歷史敘述的小小註腳。

這種非道德的歷史敘述中並不是沒有好壞忠奸，並不是不分善惡，而是並不采用道德作為價值判斷的依據。有時他采用一種經過偽裝的，或是強詞奪理的理性來為自己辯護——階級、歷史的動力、進步、穩定等等;有時他宣稱新的時代有新的道德觀——“老子英雄兒好漢”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那種具有道德責任的歷史敘述，則無需憑借理性、新道德這些借口來為自己正名：在閱讀愛德華·吉本、錢穆、奧威爾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在看待和自身或近或遠的過去時有一種簡單的、直接的感召力，那種關於歷史的道德責任感是一種低調的，但卻是異常豐富的感情。套用華茲華斯描述美好的詩歌所用的短語，那是一種靜謐之中沈思時心底湧動的力量。

在最近的一些日子裏，有一些在歷史敘述中和現實生活中肩負道德責任的人消失了，還有一些無法出版他們的作品。與20世紀人類所經受的苦難，與那些屠殺、囚禁、流放相比，這些事情算不了什麽。但是我們無法選擇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即使我們的選擇並不能改變什麽。我們需要忍受自身的軟弱，而不是放縱它;我們需要克服一些惰性和恐慌，而不是任由他們控制我們。道德從來也無法提供任何力量，唯一能夠察覺到道德力量的時刻，是道德消失的時候。這也許就是我為什麽無法忘卻那第一堂歷史課的原因。（15.10.2015 華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