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是中漲美消的訊號嗎？

從表面上來看，中國在亞投行的表現取得不少歐洲國家的加入，甚至在亞太地區，包括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印尼、澳洲、紐西蘭、韓國等美國盟邦或友好國家也都表態要加入，著實讓美國面子掛不住。坊間自然充滿了中國聲勢上漲，美國勢力消風的解讀。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一帶一路示意圖

美國在此事態度前倨後恭，信用度大打折扣，區域威信的失分是必然；但另一方面，中國尋求建立「亞投行」以支撐其「一帶一路」的選擇，也不見得中國就是國力有多麼堅強，是如何取代美國的國際信用度。中國此舉更可能顯示其雙邊外交未竟其功，以及中國自身國力的不堪負荷，所以對於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處理，就不再以合適於外交操作的雙邊方式進行，而改採多邊架構，這一方面會把自己綁在國際多邊的安排中，接受其他國家的檢驗，但同時也因此可引進其他國家的資金協助自己完成其戰略目標。在某個程度這也表示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的概念後，其他國家對此疑慮仍在，因此北京才打算以屬多邊性質的「亞投行」，來消減外界對中國的疑慮。

此外，亞投行資本額訂在一千億美金，中國宣稱願意出到最多是五百億，但與亞洲開發銀行的1754億美金（2013年底）相比，仍有相當差距。因此要能在規模經濟上有效對抗亞銀是不太可能。但從中國過去的歷史來看，亞投行的援助規範可能非常鬆散且任意，與亞銀、世銀等相對有規程相比，直接會影響的是亞洲一些國家申請援助的風氣與方式，這些國家在發現有新的管道下，不太會願意配合世銀、IMF、亞銀等之人權或勞動標準等改善之要求（即便這些要求對勞工團體來說也還是遠遠不足的），更可能導致世銀、亞銀等為了競爭合作的機會，在未來也開始考慮降低要求標準等。當然這些國家也因此較易成為會中國在國際上合作對抗美國的夥伴，而其導致援助體系標準與概念的破碎化，是更需要注意的問題。

亞投行議題凸顯歐洲的弱勢

有人說亞投行事件反應了中漲美消的趨勢，但實際上中國實力沒有這麼快上漲，美國力量也沒這麼快消風，但真正出現消風與需要憂慮的，反而是歐洲。對於一個組織規程不明，金額也不是太大，投了錢後自己還可能發言權會喪失的金融機構，對這種風險甚高且獲利不明確的投資，竟然各國還爭先恐後加入，且歐洲還不是以一個對其更有力的歐盟整體方式加入，而是重新回到歐洲各國各自決定的態勢。使其對中國在缺乏歐盟整體態勢下，讓個別國家的議價籌碼被大幅限縮。其所顯示的，是歐洲內部的團結問題十分嚴重，意見分歧，大家各掃門前雪，合作的態度有限，與美國的互信更是出狀況。因此亞投行反應的，與其說是中國國力上漲，美國走下坡，還不如說是歐洲的弱化已經是個嚴重問題，而且這個弱化效應還在持續發酵中。

「一帶一路」是否會因亞投行的成立而積極發展？

因為亞投行是支撐「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融資機構，因此亞投行的影響力與成效，就要看「一帶一路」的效果與前景。「一帶一路」是否因亞投行的成立就會有積極發展，這個答案並不是那麼確定。

習近平在2013提出「一帶一路」，基本上是將中國從江澤民時代的「西部大開發」做個向中亞國家的延伸、也把胡錦濤為了突破能源輸送的「麻六甲難題」而採取的印度洋珍珠鍊戰略等，結合在一起，並與之後中國能為了取得中亞的能源與天然氣管道輸送而採用的政策聯結，給與一個戰略的術語包裝。畢竟中國在這段期間，又是提絲路基金，又是提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又提中國─中亞基建基金，之後還有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等，更不要提在中亞的油氣管線，在中南半島與印度次大陸的高速鐵路計畫等，這些東西林林總總，需要一個上位的戰略統稱，不然就缺乏一個統一的認識指導。

但這個過程也顯示這更像是由下而上，將既有的計畫重新包裝的處理，而不是從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邏輯性的不一致自然在所難免，掛一漏萬的情形也所在多有。

在這其中比較有名的例子，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中國從2001就對這個港投下巨資，改造其成為軍民兩用的港口，其作為更引起印度的高度緊張。但去沒有在「一帶一路」的計畫中。孟加拉的Chittagong港、緬甸的實兌港、也都沒列在「一帶一路」中，反而是從來沒聽到的印度加爾各答、馬來西亞吉隆坡等名列其中，其間的差異就值得探究。

此外，「一帶一路」牽涉到的國家與地區往往都是戰亂頻仍，烽煙四起的混亂地區，搞基建的難度很高，否則世銀、亞銀等怎就進去了，不會等到中國。就以前述中國在巴基斯坦耕耘許久的瓜達爾港來說，由於其臨近恐怖主義與強悍部落根據地的巴魯支斯坦省Balochistan，導致無法運送巴基斯坦內部的資源到瓜達爾港，使這個港反而成為波斯灣外圍的港口，具備西印度洋、波斯灣、紅海等的轉口貿易，但無法將中亞或中東的資源運出。斯里蘭卡近期選舉的發展，也形同讓中國的投資付諸流水。因此「一帶一路」的不確定性很高。

中國很喜歡對外畫大餅，開出願意投入幾百億的基礎建設支票。有人說亞投行剛好可以將中國的過剩產能向外輸送，一方面消耗這些產能，二方面強化其經濟聯結，使中國對其影響力大增，三方面還能藉由在基建合作的機會，深化對這些地區的外交籌碼。但觀察中國在拉美與非洲的建設，往往中國因無法滿足其金援承諾，加上又喜歡以當地的自然資源做為支付中國為其建設基建的酬勞，引起了當地人民擴大抗爭，反而增加中國與當地的矛盾。此外，亞投行雖然有多國的資金，但如何經營是大未知數，是否亞投行資金都投入「一帶一路」也會有疑問，至於投入後的商機可能也不清楚。

「一帶一路」－中國西向聯俄抗美，還是中國不敵美國的東方圍堵而被迫西向？

習近平「一帶一路」在提出前其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俄羅斯，不選美國，在「一帶一路」提出後，中國也主辦「亞信會議」，提出亞洲人自己管理亞洲事務，頗有以此向美較勁，分庭抗禮的味道。加上俄羅斯在歐美因烏克蘭問題而對俄展開經濟制裁後，與中國簽下三十年的天然氣合約，並積極配合中國呼籲建立「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俄中結盟的勢頭甚為兇猛。因此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後，外界開始認為中國是透過這個操作建立橫跨歐亞的大陸聯盟，中俄聯手對抗重返亞洲，在東亞、東南亞、南亞與中國處處對立的美國。

但有另一說，認為中國實際上是無力對抗來自美國組織的東南西方包圍網，因此利用俄羅斯被歐美制裁無力抗拒，以及美國自阿富汗撤軍所遺留的真空，積極向西發展，並想利用歐洲與美國的商業利益矛盾，因而提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在此是中國放棄在東方對抗美國，而決定將資源西移，意圖強化中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聯繫，以延伸中國與美國常其對壘的戰略空間。「一帶一路」的基建內容包括「鐵公機」與油氣管線，在某種程度而言，似乎是中俄伊等三個歐亞大陸強權對抗美日英等海洋強權的結盟，有點像當年德皇威廉二世以３Ｂ戰略對抗英國的３Ｃ戰略。

但不管中國是無力對抗美國而尋求西向，還是中國有意與俄羅斯合作抗美而主動西向，「一帶一路」計劃實際上會帶來的，是俄羅斯在中亞影響力的大幅下降，被中國所取代，這個發展的結果，是在油氣管線上，還是在鐵公路運輸上，都提供了這些前身是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中亞國家上，一個獨立於俄羅斯的對外與對內相互聯繫與合作的空間。這個結果肯定會加深俄羅斯與中國的矛盾。現在因俄羅斯面對美歐等國的經濟制裁自顧不暇，油價又屢創新低，所以明明知道「一帶一路」的結果是使中國在中亞攻城掠地，但也徒呼負負莫可奈何。

照理講「一帶一路」想要達到讓中亞成為中國有效的戰略倚靠，並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係，但實際上卻深化俄羅斯與中國的潛在矛盾，加速彼此在中亞、南高加索地區的競爭關係。如果是這樣，有可能俄羅斯會利用其在中亞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暗地增加這些基建計畫的難度與金額，迫使中國尋求與俄羅斯的合作，並在油氣管線上被迫多開新的閘道，甚至可能關閉既有的計畫，導致「一帶一路」的複雜度大為提高。

美國的因應與台灣的機會

美國在亞投行吃了悶虧，其因應之道，往往會採取雙管齊下的作法。一方面美國會與中談判，看日後是否要加入，以及如決定要加入，是要如何加入等，並且在這段期間與亞投行談亞銀、世銀等與其合作的關係。二方面美國會改革與強化既有的亞銀、亞太經合會、IMF以及世界銀行等單位的能力，以避免其好不容易經營的領導地位被亞投行分庭抗禮，甚至美國對TPP的談判速度與願意讓步的幅度也可能會增加。台灣無法影響前者，但卻能夠利用後者，這正是可能的機會所在。

有人說台灣必須加入亞投行，否則就會在區域經濟整合被邊緣化。但是亞投行與邊緣化議題無關，台灣不會因為不入亞投行就失去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能否在區域經濟整合發揮，重點還是在於台灣加入TPP的前景。此外，加入一個以中國為主導的多國銀行單位，台灣在主權地位上可能連亞銀模式（中華台北，under protest）都會守不住，而台灣可以投入的金錢也無法大可以影響亞投行的決策，則這樣的投入只是浪費資源，徒增壁紙，既然這樣，為何要湊這個熱鬧呢？

更糟糕的是，一旦台灣對北京主導下所使用對台不利的身分，因為想加入而「不承認也不反對」的話，我們在亞銀要拿什麼理由持續「under protest」？中國如果拿台灣在亞投行「不否認」的身份安排，開始要求亞銀、WTO、APEC等比照辦理，我們又有什麼可以表示反對的理由？這個主權身分流失的國際擴散效應，馬政府有沒有過思考呢？

有人說美國現在已改變立場，很有可能加入，因此美國一旦加入，但台灣還是沒進入，台灣就玩了。台灣是否就因為「美進台未進」就會完蛋了呢？道理很簡單，美國加入大概會有兩種情形：要嘛投入大筆資金進入，意圖稀釋中國的領導權；或是象徵性投入幾十億，重點只是在於確保亞投行不會挑戰亞銀的地位。

對前者來說，台灣只要以普通會員身分加入，畢竟只要能取得美國的支持，可能對於台灣的加入會有更合理的安排。如果是後者，台灣就更沒必要投錢入茫茫大海中，因為美國肯定不會為亞投行背書，台灣投入的錢就真的會變成壁紙，加入反倒是衰。無論是哪一種考量，其結果都是現在無須加入。

就總體而言，美國吃了悶虧後，一定會有反制亞投行的作為，特別是在強化既有的組織上，可能會著力更多。台灣應該與美日積極溝通，針對其在亞銀、世界銀行、IMF、APEC、WTO、TPP等可能的發展對案，尋求提升台灣在這些對案的位階與經濟機會，以此作為加強台灣與美、日、加拿大等國深化合作的契機，提出台灣希望要有的東西，並支持美日等對既有組織改革的方案。台灣要做的不是去期待加入一個屬未知數的亞投行，而是鞏固已經是會員會是有發言權的既有多邊組織。這才是務實且較有效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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