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台灣人自己、香港和中國，乃至世界都開始以不太一樣的視角認識台北。

台北的形象逐漸轉變為一個兩岸三地中最舒服、最小清新、最慢活、最有人文精神的城市；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認為，相對於上海或中國其他城市，台北缺乏野心、大膽，過於安逸；甚至有人覺得台北沒有北京上海的華麗，宛如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這當然只是對台北或是對城市精神的膚淺認識。

台北曾做過亞洲金融或XX中心的大夢，但這些夢想早已暗淡。中國的主要城市拚命走向國際化（雖然其實從上網到很多方面都很不國際），昔日亞洲四小龍的首爾、新加坡亦未停止前進的腳步，東南亞城市更奮起直追，於是某些人認為台北似乎陷入停滯，但也有人認為台北的緩慢是另一種城市精神的體現。

無論如何，這個城市的外在景觀和內在精神確實在過去10年，經歷不小的改變：生活美學和文創成為時代的關鍵字，並落實在具體的城市生活中；巷弄之間隱藏著各式咖啡店、創意小店、另類藝文空間、獨立書店；新的生活方式崛起如戶外野餐、農業市集、腳踏車，也有人認為台北是亞洲最友善的同志城市。屬於台北的生活風格產業逐漸成熟，新的網路、科技、設計團隊也以此為基地，在亞洲和國際崛起。

許多人都看見或描述台北的美好生活，但這個美好是如何出現的？畢竟，在十幾年前，我們台北人是缺乏自信的，只覺得確實是一個都市規劃糟糕的醜陋城市。

8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是一個關鍵，舊的權力體制鬆動，城市能量逐步解放―1994年台北市長民選是一個新高峰。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認識自己的公民和市民權利，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屬於我們的城市。

進入新世紀，我們無意中走進一個小確幸、小清新、小日子的新時代。這個小確幸的追求有其社會脈絡：八、九十年代的本土化、民主化和各種社會運動―農業的、環境的、土地的、社區的，他們提出民主時代的新價值，而慢慢改變這個城市。例如，台北早期的重要社區運動是90年代中期永康街的保樹運動，這也讓永康街成為至今台北最鮮明的“人文社區”。

也有人認為台灣/台北充滿發展方向的焦慮，尤其是面對中國崛起/上海崛起，台北人的小生活只是自我邊緣化。但這種邊緣化的說法，顯然預設了一種奇怪的中心/邊緣觀。事實上，台北相對較低的房租（不是房價）和消費水平，開始讓過去前往中國工作的人回流，甚至吸引了部份香港人來這裡築夢。

一種新產業模式也逐漸形成，亦即所謂“生活風格產業”，或者“小確幸產業”，他們既是伴隨著新的消費市場逐漸形成，更進一步改變台灣的城市美學和生活風格。而從台北出發，這些新的創作與創意當然可以“反攻大陸”以及國際市場。

其實，新台北的變化是與中國和香港比較才凸顯其特別，放在西方國家或日本則不稀奇。

台北當然不是中國的二三線城市，而是越來越像一個美好的歐洲二三線城市―亦即他們不會成為巴黎或倫敦那樣的超級大都會，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品質生活、產業，而且基於歷史和當下人們價值所創造出的城市精神和特色。

讓城市的歷史與記憶可以被保存，讓新的創意與夢想可以被實踐，讓人們可以生活的更自由、更有尊嚴，這才是台北該有的方向。（收藏自26.2.2015星洲日報／時代的噪音‧作者：張鐵志‧香港《號外》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