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使得阿甘本在結論章節突然改變了語氣：在一個後來幾乎變成方法，被勒蘭德·德·拉·杜蘭塔耶稱作「機械降本雅明」（Benjamin ex machina）*的姿勢中，本書強烈的海德格爾取向，讓位給了強烈的本雅明式的分析，這種分析把美學問題放進一種對西方文化危機的歷史命運的解讀，而在這里，這場危機被解讀為一場傳統的危機。

在現代性中被理論化為一種瞬間的、難以捉摸的顯現的美學之美，變成了傳遞的不可能性、文化可傳遞性毀滅的形象，現在，文化只能是積累和博物館化的對象了。在這個累積的文化中，人再也認不出自己，再也找不到自己在時間和歷史中的行動的標凖了。但波德萊爾，尤其是卡夫卡（強烈的本雅明意義上的卡夫卡）指出了一條出路：通過拋棄藝術假裝是「真」的偽裝，卡夫卡把傳遞行動本身當作傳遞的內容，把人在「真」和歷史面前的延遲變成了詩的本原，並以這樣的方式，消除了有待傳遞的東西和傳遞行動之間的差距，使藝術更加「接近神話-傳統系統，在這樣的系統中，（被傳遞的東西和傳遞行動）這兩項之間存在一種完美的同一」。* 

本書以這樣一個意象開篇，也以這樣一個意象作結：「根據這個原則——即只有在著火的房子里，根本的建築問題才第一次變得可見——藝術也只有在抵達其命運的極點之後，才會使自己原初的計劃變得可見。」*德·拉·杜蘭塔耶指出，這個意象改編自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1925）結尾的那個著名意象*：「在偉大建築的廢墟中，計劃的理念的表達比在不那麼偉大的建築中更引人注目，無論後者保存得多麼完好。」*救贖也要到這些廢墟、這些火光中去找。

03 

《沒有內容的人》還展示出其他一些方法上的特點，這些特點是阿甘本後來作品的標誌。在這第一本書中，馬丁·海德格爾和瓦爾特·本雅明已經作為阿甘本的兩大「老師」出現了。阿甘本在1966年和1968年參加海德格爾在普羅旺斯勒托爾舉辦的研討班（第一次關於赫拉克利特，第二次關於黑格爾）時，親自見過這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來普羅旺斯拜訪詩人勒內·夏爾，而阿甘本最初就是經夏爾的門生之一，作家多米尼克·福爾卡德介紹參加這兩次研討班的。*雖然阿甘本當時已經寫完了一篇關於西蒙娜·薇依與人的概念的學位論文（1965），但對他來說，這次與海德格爾的相遇才使他「真正遇見了哲學」。*2022年，阿甘本把他在這兩次研討班上做的筆記出版為一本名為《思想的時間》（Il tempo del pensiero）的小書*。 

也是在那幾年，他開始閱讀本雅明，讀的是本雅明的第一個意大利語譯本《新天使》（Angelus novus），並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從未對其他任何作家產生過如此令人不安的親近感」。*阿甘本反復使用這樣一個比喻來形容這個奇妙的，被他自己描述為「兩位對彼此持強烈批判態度——並且後者很可能甚至都不知道前者（我問海德格爾有沒有讀過本雅明，他說沒有）——的作家組成的星叢」的理論組合：兩位「互為解藥」*的哲學家拯救了他，或者更具體地說，「一切偉大作品都包含一個影子和毒藥的部分，它並不總會為之提供解藥。對我來說，本雅明就是那個解藥，他幫助我從海德格爾那里活了下來。」*但反過來說也沒錯：「這兩位[哲學家]像毒藥和解藥一樣對彼此生效。本雅明幫我解了海德格爾的毒，反過來說也一樣。」* 

《沒有內容的人》中，另一個將在阿甘本未來作品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人物是漢娜·阿倫特。雖然他從來沒有見過她，但他們之間後來有過一次簡短的通信：就像阿甘本在後來一次訪談中講述的那樣*，在1968年勒托爾第二次研討班期間，在休息的時候，他們談到了1968年五月事件，以及像阿倫特、馬爾庫塞那樣的作家；海德格爾把阿倫特的地址給了阿甘本（但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阿倫特檔案中保存的那封信中，阿甘本寫道是福爾卡德給了他地址），阿甘本給她寫了一封信，把他新寫的一篇論文《論暴力的限度》（1970）寄給了她，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阿倫特著作的啟發。*在《沒有內容的人》之後，阿甘本沒有在作品中提到過阿倫特，直到《神聖人》（Homo sacer，1995）——或至少是為之做准備的研究——從那時起，阿倫特將成為一個關鍵的參照點。（王立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