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認觀一方面傳承了喬姆斯基和認知語言學突出從人之心智角度研究語言的基本取向; 另一方面更突出後天的實踐觀，即語言研究必須強調人對現實世界進行的體驗。(王寅2014: 6167) 體認語言學以哲學理念為主要取向，采用理論性分析的方式博采眾長，將推動中國本土語言學理論發展為己任，為語言學研究乃至人文科學方法論的構建提供了新的路徑，不失為極具前瞻性和創新性的探索。

要探究「體認」與符號學的關係，不得不提及認知符號學。認知符號學是一門從認知角度研究意義的學科，它試圖對包括語言在內的一切文化符號進行認知研究，尋求對人類意義生成的理解。(蘇曉軍2007: 121) 認知符號學自1995年首次出現 (胡壯麟2013: 6) 至今，它的發展體現出如下特征:

 1) 基於認知語言學中的體驗觀點闡釋符號的形義關係和符號的象似性特征;

 2) 從皮爾斯符號學的視角討論認知語言學;

 3) 認知符號學屬於人文還是科學的立場性問題;

 4) 認知科學的演進與符號學的關係;

 5) 認知符號學在文學、口譯、教育、自然災害防控、建築等領域的應用。

可以看出，認知符號學目前還處於拓展階段，但始終圍繞著關於思維的認知科學與關於意義的符號學。在認知符號學中，認知的焦點放在對感知的輸入結構的研究上，而符號學的焦點則放在對表達的輸出結構的研究上。(蘇曉軍2007: 121) 如果說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是「現實—認知—語言」的感知輸入過程，那麼語言符號學研究的則是「語言—意義」的表達輸出過程。

更進一步講，任何符號想要獲得意義，實現符號化也必須首先被感知和體驗，然後是認知和識別。符號學把世界劃分為語構、語義和語用3個符域，3個符域實際上均未脫離人對符號的影響。為了彰顯後現代主義人本精神對符號學的觀照，結合符號學中經典的三分法原理，可以從符號的體認觀出發將符號研究放置於符碼體認、符喻體認、符間體認、符化體認和符域體認等層面展開。

1. 符碼體認

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彼此不相容或是部分不相容的符碼 (或語言) 進行互動時，就產生了符號過程。(庫爾2014: 69) 符號傳遞的過程也是意義產生的過程，其間必然經過信源產生時的編碼過程和信宿接收時的解碼過程。符碼組織並且決定著符號的文本意義，它攜帶著一種意義結構將有限的符號媒介組織起來傳遞無限的信息，實際上體現了符號傳遞過程中的體認模式。這一體認模式基於符號與客觀現實的互動和心智中的意識加工，是個體在結合個人心性和公共意識後對符號意義進行闡釋的結果。然而對符號意義的闡釋並不一定能夠通過解碼完成，在傳遞過程中必然會有信息的流失，這與個體的體驗與認知息息相關。例如在翻譯活動中，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符碼的轉換實際上烙印著譯者主體的體認模式，是譯者在對源語世界和譯語世界共同體驗和認知的基礎上做出的符號闡釋行為，與作者的編碼體認模式和讀者的解碼體認模式不盡相同，這便造成了源語文本意義闡釋的不同。

此處也印證了王寅在認知翻譯學中的觀點: 翻譯既具有現實層面的體驗性，又具有認知層面的主觀性。(王寅2017: 6)從「符號—物」的二聯體屬性上來講，符號本身具有物質屬性，這一屬性使符號與現實世界緊密相連。從傳播學的角度上來看，根據符號闡釋與物的關係，文本的符碼可分為強編碼和弱編碼。強弱編碼的區別實際上在於為文本提供闡釋空間的不同。強編碼文本的符號性強，文本更易於闡釋，弱編碼的符號性弱，個體可以在文本闡釋的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完成意義的獲取過程。比如，以旅游景點信息識別為例，「故宮」「長城」體現的就是強編碼文本，對其闡釋有嚴謹的歷史文化作為識別的依據。

（後現代體驗人本視域下的符號體認觀，作者：王銘玉 [天津外國語大學翻譯與跨文化傳播研究院]，康喆文 [陝西師范大學全球區域與城市研究院] ；原載：第44卷 第2期 2021 年3 月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