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

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一件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以及文藝評論家對它們的批評，也是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語境中獲得部分意義的。 在對符號的解釋中，西比奧克強調了語境的作用，用以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信息與語境的沖突：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於語境作出解釋，而完全忽略了信息。 ⑤ 「限制」（restraint）這一概念源自控制論，它被引入符號學中，在描述語境所起到的決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義。

這一概念認為，語境帶來了對符號冗餘（redundancy）的限制。 從冗餘開始，這種限制就有可能規定符號可能具有的意義，但是，符號本身也能夠負載語境的相關信息。我們可以引用格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明這種符號對彼此具有約束性的影響：

如果我對你說「下雨了」，這就將冗餘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點之中；由此，單單從這到某物一條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會看，而這種推想可不是隨機遇上的。 ⑥

任何已經有效的符號過程都會部分地決定這一過程未來的發展可能——在時間的軸線上，語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擴展。 在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們可以發現，經歷過的事會影響到將來的結果。 同樣，每一篇科學論文或藝術作品都部分地決定了正在被觀察著的話語的發展可能。符號與文本之間關系的這種特征讓我們想到了符號過程中的因果關系——皮爾斯已經對此進行了描述：一個符號過程是如何引導未來符號過程的可能的。這種傾向似乎成為符號過程的概括性特點， 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如是說：比如說，如果為了交流和思想而將符號和符號相結合，那麼，就必須對期待（expectation）進行引導，並且對將來聯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 隨之而來的符號不能被預先決定，不能太出人意料。 因此，每一個符號不僅必須將自己作為一個實體來發生作用，它還會提供多餘的信息。 ①

①Eugene Nida,「A problem in the statement of meanings,」Lingua, no.3, 1952, pp.126.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Eugene Nid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1, pp.31-32.

③I. A. Richards, 「Functions of and factors in language,」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1, 1972, p.34.

④Thomas A. Sebeok,「Semiotics and ethology,」in T. A. Sebeok, Perspectives in Zoosemiotic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The Hague: Mouton, 1972, pp.122-161.

⑤Thomas A. Sebeok,「Communication,」in Thomas A. Sebeok, eds.,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30.

⑥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Granada: Paladin, 1973, pp.383-384

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地方文化和環境相互作用，這種關係支撐著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個雙重的過程——人類和動物在其間適應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使這個環境個體化了。 ②地方創造這種身份的機制在人類文化的所有層面上進行運作：主體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種種因素支撐著它個體的自我定義，語言成為描述環境對象和現象的手段；而與主體的身份聯系在一起的記憶和環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體和環境的關係也可以是非語言的， 瑞典人類學家、符號學家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對生活於亞馬遜的印第安人的環境關係進行研究時，對感覺符號 （sensory sign）、 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和經濟符號（economical sign）進行了區分。 包括「眼睛、耳朵、舌頭、皮膚的感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們思考並歸入語言學范圍」 ③ 在內的各種感覺符號允許人和環境進行最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們回到以控制論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斷言，通過對原有文化的積極參與，將主體和所在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冗餘信息的量會得到增加。當信息逐漸累積，個體就能夠預知環境的過程，並由此依賴於他/她的環境。（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