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體感」：感官民族誌的研究起點

近年來，傳統上專屬於心理學、神經學關注對象的身體感覺也變成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文學關注的焦點之一。這一革命性變化的前提是，人們已經認識到身體感覺不只是自然、固定、普遍的生理現象，也不僅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與社會階層、消費以及政治的過程有著密切關聯)，它更是構成社會意義的基礎，因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

西方社會中理所當然地以視覺為中心的五種感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並不是不證自明的，在其他社會中，無論是感覺的數量還是順序都可能不同。例如，爪哇人有五種感覺，即視覺、聽覺、談話感覺(talking)、嗅覺及觸覺，而秘魯的瑪氏那華人(Cashinahua)則能夠明顯區分出六種感覺或智慧：這些感覺分別位於皮膚、手、眼睛、耳朵、肝臟以及生殖器上。

更為重要的是，人們的感覺往往與象征隱喻相關聯，構成社會意義的基礎。康斯坦茨·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認為：「當我們檢視不同文化里與感覺相關的意義時，會發現感覺成為潛在的象征集聚地。視覺可能與邏輯推理或者巫術相連；味覺往往被用作審美差異或性體驗的隱喻；氣味經常代表著神聖或者罪惡、政治權力或社會排斥；這些感覺的意義和價值形成了社會認可的『感覺模式』，社會成員以此來理解世界或者將感官知覺和概念轉譯成特定的世界觀。持有不同的某一感官價值的社會成員可能會對這一感官模式提出挑戰，感官模式提供基本知覺範式供人們遵循或反抗。」

人類學對於感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90年代。當時人類學家為了劃分不同的種族類型，專注測量所研究人群的身體和感官指標。例如，為了開展心理生理測量，1898年由生物學家哈登(A.C. Haddon)，人類學家里弗斯(W.H.R. Rivers)、梅耶(C. Myers)、麥克杜格爾(W. MacDougall)等人組成了「劍橋托雷斯海峽探險隊」。這次探險也標志著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出現。當時流行的斯賓塞假說(Spencerian hypothesis)認為，智力、邏輯推理與人的感官能力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原始人感覺發達，智力落後，而現代人正相反。測試結果當然不像斯賓塞假說那麼簡單明了，里弗斯與梅耶等人將原始人的一些超長感官能力歸於訓練、生存以及習慣的結果而不是基因遺傳。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種族主義在人類學界式微。主流人類學家的工作由體質人類學轉到社會形態學(對社會組織的分析)，與感覺相關的研究處於停滯狀態。到了五六十年代，米德(Margaret Mead)、特納(Victor Turner)等人重拾感覺研究，他們更多地強調感覺模式而不是感官指標。但沒過多久，語言學及其類似的研究(如列維-斯特勞斯的語法、格爾茨的文本、福柯的話語)完全控制了人類學話語，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像語言或者文本一樣被建構或被研究，文化被當作文本來讀，人類學的功能「退化」為處理文本。這一勢頭以八十年代《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為標志達到頂峰。一些人類學家對此深為不滿，認為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僅僅將身體視為社會組織刻畫於其上的被動的根基，而格爾茨將文化研究停留在脫嵌(dislocation)概念和依靠文本的警句格言上。這些人類學家的代表，如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就認為，不是所有的儀式都被設計為「就事論事」，他們的意義存在於行動中，身體語言(somatization)就是用來強調排除口頭語言的。隨著知覺現象學的興起，部分人類學家將目光重新轉向身體感。

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民族誌被多個學科廣泛使用，與人類學的關係相對更為密切。感官民族誌也是如此，它是隨著感官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出現而出現的。作為對視覺中心主義(occularcentrism)、文本中心主義(textcentrism)強勢地位的批判，感官人類學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立起來。應該說，它是媒體人類學、現象學人類學、醫學人類學及民族音樂學的結合，代表學者有康斯坦茨·克拉森、戴維·豪斯、保羅·斯托勒(Paul Stoller)、納迪亞·賽瑞麥忒克斯(Nadia Seremetakis)、提姆·英戈爾德(TimIngold)、斯蒂文·菲爾德(StevenFeld)、基斯·薩索(KeithSasso)、莎拉·平克(SarahPink)等，代表性學術機構如2006年成立的哈佛大學感官民族誌實驗室(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