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力較之創作力，高下誠有懸殊。但是沒有批評，創作也決難有大成就。要想偉大的創作出現，天才（the power of the man）與時會（the power of the moment）必須互相湊合。所謂時會，便是當時思想潮流（current of ideas）。天才本諸自然，而時會則須籍人力創作；造作時會的人是批評家，不是創作家。創作家只能利用時會，處被動地位，受當時思想潮流之激盪，而後把他所受的時代影響返射到作品上去。假如沒有批評家努力傳播思想，思想便不能成為潮流，世間縱有天才，也必定因為缺乏營養，缺乏刺激，以
至於乾枯無成就。

這個道理只要拿拜倫和歌德比較，便可見出。這兩位詩人都有極大的創造力，而拜倫的成就遠不如歌德，就因為拜倫時代的英國思想貧乏，無養育天才的滋料，而歌德時代的德國則正當「狂飈突進」，思潮洶涌。

好比同樣種子，一粒種在肥土裡，一粒種在瘠土裡，種在肥土裡的開花結實，種在瘠土裡的因為缺乏營養，沒有成熟就枯謝了。不單是拜倫，其他英國浪漫派作者也同樣地缺乏時代思潮的營養。連阿諾德所最景仰的華茲華斯，有歌德之深而無歌德之廣，也就壞在讀書少而思想狹隘。讀者也許要問：

伊利莎白後期，英國也並無壯大思潮可言，莎士比亞也並沒有讀多少書，何以當時創作卻像雨後春筍，欣欣向榮呢？阿諾德說，伊利莎白後時代，雖沒有批評學者預先造成澎湃的思潮，而當時文藝復興的餘風猶存，英國又是新興勢力正在蓬蓬勃勃地伸張，全國人民有一種烈情狂熱，其激盪天才的能力也不亞於思潮。十九世紀的英國既無德國在歌德時代的文風，又無伊利莎白時代的朝氣，所以英國浪漫派的成績無甚可觀。

法國革命也是一種驚天動地的運動。論理，其時應有偉大創作出世，與希臘伯里克理斯（Pericles）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先後媲美。然而法國革命時代的文學殊使人失望，這是什麼原故呢？為答覆這個問題，阿諾德提出一條很重要的學說。凡是一種主義須久經傳播，成為思潮，深入人心以後，才能見諸實行。假如這種主義才初露頭角，只有少數學者主張，而多數人民則未徹底了解，在這個時機未熟的時候，就想把它拿來實地試驗，其結果往往使聞者驚駭而生反動，不惟實行受阻礙，而主義本身也失其易於傳播的可能。

阿諾德以為法國革命失敗，就由於操之過急。他並非反對法國革命，他只是嫌它發生太早。人權民約各種學說在當時還沒有成為思潮，很少有人能徹底了解。人是一種賤動物，遇着不懂得的東西，總是懷着惡意仇視。所以當時歐洲各國都把法國革命看成大逆不道，群起而攻之，是以至於失敗。

阿諾德以為在歷史歷程中，生發期（epoch of expension）與凝集期（epoch of concentration）常相代謝。生發期是新思潮膨脹期，凝集期是思潮停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