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閱這張尼加拉瓜起義的照片時，巴特頓悟了：照片的價值在於「同時顯現兩種毫無關聯的要素」。 Koen Wessing, Nicaragua, 1979 照片中，修女和士兵走在同一條街上——修女代表著純潔、平靜、生的希望，士兵則恰好相反。兩個世界裏的東西碰撞在一起，就變成了一張讓人想要好好看一會兒的照片。

布列松（Bresson）在定義他著名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時也說，"[But] inside movement there is one moment at which the elements in motion are in balance. Photography must seize upon this moment and hold immobile the equilibrium of it"，也就是說，要在照片的各元素均衡的那個短暫時刻，按下快門。  

我想起古羅馬法學家郭力尼安曾經將幽默總結為「合理的荒謬（或曰荒謬的合理）」。舉個例子：路上兩個人碰見，甲問乙吃了嗎；一般乙會說，吃了，這叫寒暄。但如果乙反問一句，你是指吃什麼吃了嗎？幽默就來了。 從日常問候的角度來看，甲問吃了嗎，乙說吃了（或者說沒吃呢，馬上吃），這才符合互相問候的禮節，所以反問一個「吃什麼」很荒謬；但另一方面，甲只問乙吃了嗎，也確實沒說清楚什麼東西吃了嗎——是吃了韭菜嗎，還是吃了生蠔嗎，都沒說（盡管一般大家都知道這說的是臨近當下時間點的那一頓飯）。所以乙反問甲問的是什麼吃了嗎，也合乎邏輯。

          Henri Cartier-Bresson, Boy with Bottles, 1954

一件事如果又荒謬又合理，它就幽默了。完全荒謬沒有一丁點合理的，是瘋話；完全合理沒有一丁點荒謬的東西呢？它不存在。所以在郭力尼安他老人家眼中，世界上除了徹徹底底的瘋話（其實也是極少的），剩下的東西無一不幽默。 看到這裏我們必須說，好的照片也是一種幽默，它能讓兩種不相幹的東西合理又荒謬地結合在一起。修女和士兵走在一條路上，是荒謬；但尼加拉瓜的起義讓士兵走上街頭，修女為某種事務也要上街奔波，所以他們出現在一條街上、一張照片裏，又合情合理。

就由於這樣的場景荒謬又合理，排成照片就很好看——它很幽默。 由此我們通過融匯貫通羅蘭·巴特和郭力尼安兩位大師的理論，得出一項驚人的結論：凡有價值的照片，必定有幽默的元素。你可以從現在開始，用這個標準去試驗你所見到的每一張照片，而我相信它是真理：如果一張照片沒有「幽默」——合理和荒謬的雜糅體，它就絕對不會是一張真正有價值的照片，而只能是一張「沒有必要存在」的照片——再優美，也「沒有必要存在」，因為它「失去了照片的本質」（關於「優美」不是照片應該追求的品質，請見下詳述）。


Steve McCurry, Afgan Girl,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