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 維柯·防疫宏大歷史敘事的誘惑 上

馬克·里拉(Mark Lilla)是美國具有影響力的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他曾先後在紐約大學政治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目前是哥倫比亞大學宗教與人文學教授。2008年5月,里拉的成名作《維柯:反現代的創生》的中譯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里拉教授應邀就這部著作的有關問題接受了這次訪談。

劉擎:


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您的名字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並不完全陌生,前兩年您的著作《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以及編著的《以賽亞·伯林的遺產》已經在中國翻譯出版,這部《維柯:反現代的創生》最近又有了中譯本。我們想更多地了解您的思想生涯。你是如何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


里拉:


我的思想生涯開始得較晚。我出生在底特律一個具有新教背景的家庭,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在少年時代我曾卷入許多宗教團體的活動,也通讀《聖經》,但並沒有涉獵過其它思想性讀物。1978年我在密執安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的碩士學位,本來打算以後在華盛頓找一個公共政策方面的工作,完全沒有期望要成為一名從事思想研究的學者。但就在那時,我結識了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是貝爾教授將我引領到此前我一無所知的思想世界。1980年從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我到紐約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雜誌做編輯。當時正是新保守主義崛起的年代,但我很快就發現,自己對那種爭論不如對哲學、文學和藝術更感興趣。於是,我開始在工作之餘到紐約的社會研究新校進修學習。這實際上是自學,完全聽憑興趣閱讀,並沒有任何成為專業學者的計劃。就這樣過了五年之後,我決心要獲得一個博士學位。於是重返哈佛大學,在朱迪思·史克拉(Judith Shklar)和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的指導下研讀政治哲學。


劉擎:

對維柯的研究是您博士論文的主題。這篇論文曾獲得美國政治學學會頒發的「里奧·施特勞斯獎」(授予政治哲學領域中年度最佳博士論文),而《維柯:反現代的創生》這本書就是在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這部著作在1993年出版後,立即引起學界的關注。著名哲學家斯圖亞特·漢普希爾(Stuart Hampshire)和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都為此撰寫書評,予以高度評價。實際上這本書完全改變了(至少是英美)學術界對於維柯的主流看法。那麽,為什麽是維柯?是什麽使你對維柯發生研究興趣?


里拉:

早在紐約辦刊物的那段時期,幾乎是偶然地,我讀到了以賽亞·伯林的文章。他的文章對我來說是一種清晰論述的典範,也向我展示了現代啟蒙運動與其批判者之間的戲劇性鬥爭。在那時候,我對浪漫派和保守派的評論者懷有同情,在伯林文章的引領下,我所讀到的維柯是一個被不公正地忽視的先驅——浪漫主義最傑出的先驅。伯林之所以要抓住維柯,是因為伯林非常警惕他在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那里所看到了一種狂暴的烏托邦主義。但是,他同樣也警惕此後19世紀興起的(對啟蒙的)反動派,特別是在德國。對伯林來說,維柯所堅持的溫和人文主義是一條未被采取的路徑。我感到伯林的這種描述非常有說服力,也引起了我強烈的研究興趣。


(本文發表於《新京報·書評周刊》2008年11月29日,發表時有所改動,標題被改為《劉擎VS馬克·里:防疫宏大歷史敘事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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