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發現都彌足珍貴，比如韋莊的長篇敘事詩《秦婦吟》，描冩唐末黃巢起義時的大亂局面，韋莊當年因此名聲大噪，號稱“秦婦吟秀才”。但這首長詩到宋朝就亡佚了，直至在敦煌被發現，世人才有緣重睹了這首詩的真容。還有李白的《惜樽空》，有學者認爲，相較於傳世的《將進酒》，更能體現出李白的“狂”，是更加接近李白創作的原版。

敦煌藏經洞《惜罇空》。（圖片來源：新華網）

如此大量的詩集冩本出現在遙遠的敦煌，説明唐詩的影響力之大。這些作品走紅、出圈，被各族群文人、學者廣泛傳抄，從中原擴散向河西，來到敦煌，並且被人珍而重之地和諸多經捲、典籍一起，存放於藏經洞中。

爲何詩歌在中國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它是如何突破壁壘，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斷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它何以承載各民族共同情感？近日，中國民族報“道中華”就此話題對蒙曼教授進行了專訪。

記者：中國是詩的國度，過去不少人家的大門上都冩有“詩禮傳家”四字，您認爲詩對中國人文化性格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蒙曼：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春秋時期，孔子向弟子傳授《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從此之後，《詩》就成爲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經典。把詩上昇到“經”的高度，用詩來表達共同的民族信仰，傳遞共同的民族精神，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國具有這樣的文化特色。中國古典詩詞正是從《詩經》《楚辭》一路走來，承載着中國禮樂文明的特質，也塑造着中國人溫柔敦厚的性格。

就以“詩禮傳家”來説吧，爲什麼要把“詩”和“禮”並列起來呢？因爲中華文明的特徵是禮樂文明，荀子説：“樂合同，禮別異。”“禮”塑造着有差異的社會秩序，而“樂”則促進着群體的和諧。可是，古代的“樂”都是和“詩”配合演奏的，而“詩”靠文字傳播，當然比靠樂譜傳播的“樂”更具有穩定性。後來，六經之一的《樂》亡佚了，“詩”就逐漸取代了“樂”，代表着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成爲和“禮”並列的文明符號。以儒家爲主體的中華文化傳統，也就形成了以詩來抒發、化導、提昇心靈，增加生活之美，暢達人際關係以及了解社會人心、改善社會治理等種種目標的“詩教”。詩教與禮教並立，既是儒學的文教傳統，也是個人的修養路徑，一代代中國人就是在“詩禮傳家”的熏陶教化之下，化民成俗，育才濟世。

中國人的大門上冩着“詩禮傳家”，大門里的中國人，也形成了以詩言志，藉詩抒懷的文化性格。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在中國古代，衡量一個人是否是才子或者才女，最基本的標準就是他（她）能否冩詩。

（原題：【道中華】蒙曼：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中華詩歌怎樣塑造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性格？日期：2022-11-29；來源：道中華微信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