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象徵苦難》的第二卷（Symbolic Misery, Volume 2）裡，試圖描述這種感覺理知迴路構成的條件；此類循環作為一種感覺編造的迴路，也作為一種「不受壓抑的」感覺生產表達迴路（sensori-poietico-ex-pressive），[譯註6] 意思是，世世代代藉由「透過邏輯的」對話（dia-logical）模式，[譯註7] 已然將自身予以體外化：這裡的對話論（ dia-logism）指的是巴赫汀（Bakhtin）的定義。

總之，我試圖在那部著作中，描述在這種感覺理知迴路，這種「作為感受狀態或敏度的」感知性[譯註8] —在遭致剝奪後，甚至就在遭致剝奪時—之構成條件：此類剝奪是基本且原初的，先經由連續的去功能化循環（circuits of successive defunctionalization）再透過連續的再功能化循環（circuits of successive refunctionalization）而發生，如此一來，這樣的本源是一種本源的缺失（default of origin），也是一種原初過失（originary [de]fault），[譯註9]等同於一種原初的、技術（tekhnē）的暴力。這正是柏拉圖的《普羅達哥拉斯篇》（Protagoras）中所闡述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與伊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話的意義所在。

至於這樣的暴力，以及它在現當代世界中的真實性，若要理解，我們須藉此機會閱讀強納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y）的著作，討論資本主義下「注意力」的未來，可惜目前分身乏術。有機會的話，我會試圖證明，班雅明透過麻醉與麻醉劑所討論的麻木（numbness）也是種睡眠的破壞（destruction of sleep）；睡眠是做夢的官能（faculty of dreaming）之先決條件，而做夢的官能則應被納入康德所謂的高階理性官能—亦即認識、渴望與判斷官能之列。

有一種好的睡眠，亦即做夢者的睡眠—而這就是，根據柯拉瑞的說法，當代資本主義所摧毀的。以此，它破壞了做夢的官能，亦即感覺理知官能。在所有的人類活動當中，藝術是這項官能最典型的代表：藝術家醒著作夢，藉由實現自己的夢境而從中醒來並持續醒著，有時甚至由別人實現自己的夢境。也有一種不好的睡眠，屬於會產生怪物的理性睡眠，還有會變成夢魘的夢境—這意味著，有一種睡眠與夢境的藥理學，以及，一種休憩與無意識的藥理學，而這些，便是年輕的傅柯對親炙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的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產生興趣時，所念茲在茲的問題。

複數的循環，將康德所探討的高階與低階官能「去功能化」並「再功能化」，構成了做夢的官能，正如它們由這項官能構成的一樣（康德不討論這種官能，而藝術，因其在對話上無窮盡的示現，成了這項官能的象徵）；這些循環出於阿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在1945年所定義的「體外化」，且隨著時間的推進，起自理知的體外化—大概從三百萬年前開始—激發出我稱之為「雙重劃紀元趕超」（doubly epokhal redoubling）。[譯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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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雙重的劃紀元趕超，出現在那些—作為人類生活狀態特徵的—技術系統之進化過程當中；而那些系統，是由—作為體外化存有的—人類所產生，並由受到編造的物件所組成，亦即，由技術的、人工的，有時是藝術的物件所組成，以此，技藝變得真實，且就其本身而言成為一件作品（oeuvre），窮盡人工之力，開顯（ouvre）那彷彿脫水的花朵一般趨向閉合、枯萎無實之物。

在這種雙重的劃紀元趕超下，當一個紀元里主流的技術系統，本身（而非僅只是其中一個組成元素）產生進化時，即為此劃紀元趕超的第一階段；技術系統的進化，將感知性—亦即，賦予價值給那被覺知到的事物—之狀態去功能化（而該價值的賦予，正是藉由使事物成為可覺知的對象）。但在第二階段，新的技術系統又將感知性再功能化。這種觀點是功能主義的，如同懷海德《理性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Reason）一樣，既涉及理解、想像和理性，同時也涉及感知性。

一種新的感知性，還有新的價值（同樣援用尼采的定義）[譯註11] —新的理解規則、新的想像模式、新的理性想法—在雙重劃紀元趕超的第二階段中被建立起來。這些新的感覺理知循環與感覺生產循環，是由藝術家、法學家、科學家、哲學家、公民以及所有與這套技術系統同時代的人所產生的；這套技術系統，悉心鋪陳了生活的的新規則，鋪陳了日常與常日的新形式，也就是說，鋪陳了我們所謂的新紀元。

（1月 19, 2021，張至維譯，原載：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