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在德勒茲那里，事件，經常是聯系偶然提出的。 本質上，現象有兩種：發生的事情這個單純的層面（德勒茲稱之為偶然），和從那些偶然發生的事情中選擇出來的，純粹事件（的層面）。所以，盡管一眼看上去不是這樣，但德勒茲的事件理論事實上與巴丟的事件理論相當相似，並且肯定也對那位更年輕的哲學家產生了影響。 「我的傷先於我存在，我為體現它而誕生」，這是德勒茲談論事件的語調。而對巴丟來說，克制也一樣：我通過我對事件的忠誠而成為真理的主體。換言之，我的傷先於我存在；我忠於我的傷。

甚至在1969年的時候，德勒茲就說過，「事件有一個永恒的真理」。對我們之中那些在英語世界初讀巴丟的事件理論的人來說，這個說法特別有啟發意義：再次談論永恒真理是可能的了！但在這點上，巴丟的表述和德勒茲在1969年的說法是一樣的。所以，盡管在事件問題上，巴丟已經借鑒過德勒茲並與之爭論過，但是，到1991年的時候，德勒茲和加塔里又把注意力轉向了巴丟，直接與之對抗，甚至稍微借鑒了巴丟。因此，他們被奉為神聖的對「藝術、科學和哲學」的互換， 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巴丟本人神聖的四位一體「藝術、科學、政治、愛」。作為與巴丟對抗的結果，德勒茲和加塔里給他們書中的核心術語即概念，注入了特別的力量，因為它必須超越事件、科學和巴丟那里的別的一切。

往前跳幾年，我們不也可以把巴丟在德勒茲去世後出版的關於德勒茲的書，讀作對先前對抗的溫柔的報復嗎？ 在他的《德勒茲：存在的喧囂》(1999)中，巴丟是冷酷的，他一方面承認自己在智識上得益於德勒茲，另一方面又褻瀆了對他的回憶。在巴丟式的迷霧的籠罩下，德勒茲的哲學變成一種最可悲的生機主義，或者甚至更加糟糕，變成了一種「虛擬的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of the Virtual)」。可這種對德勒茲的窄化可信嗎？因為只有在虛妄的夢中，德勒茲的內在的唯物主義才可能以柏拉圖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復現。（就此而言，齊澤克關於德勒茲的書，《無身體的器官》[2005]也同樣無力重新發明德勒茲的故事，因為齊澤克自己的關注把黑格爾的幽靈，投射到德勒茲的作品上，就像在卡特里娜·馬拉布那里那樣。我強調，德勒茲的故事無論怎麽講，都不會是對哲學史做出了黑格爾式的貢獻那一套！也許，我們就沒法通過批判的道路進入德勒茲：我們只能像曼紐爾·德蘭達或布萊恩·馬蘇米那樣愛上他，要麽就只能講述關於他的非真理。沒有中間道路。）

我說有兩位「秘密的客人」。另一位深藏於德勒茲和加塔里的《什麽是哲學？》的篇什中的客人，是弗朗索瓦·拉呂埃爾(François Laruelle)。任何一個德勒茲的讀者都知道他對其他哲學家的贊美，都是真摯而深沈的。無論多麽不明顯，在這個文本中，也有對拉呂埃爾的贊美，事實上，是對拉呂埃爾式的非哲學計劃的認可（而對巴丟呢，就只有抵抗了）。這個贊美和認可的確十分微妙，但想想關於「內在性平面」的那個章節中的那段話：在那里，德勒茲和加塔里直接討論了非哲學，並提出了在拉呂埃爾那里所謂的「哲學的決定」的一個腹語式的版本。或者，在這本書的高潮段落，我們也可以找到一個更加完全的承認，在那里，他們用強調的斜體給出了如下認可：「哲學需要一種理解它的非哲學；它需要一種非哲學的理解就像藝術需要非藝術和科學需要非科學那樣」。如果你之前沒有讀過拉呂埃爾的話，那麽，你很容易就會跳過非哲學這個詞，而意識不到它更深刻的意義。考慮到其他哲學家的著作相對而言很少會提到拉呂埃爾——在大西洋這邊，提到他的情況幾近於無，盡管不久之後情況很可能會發生變化——聽到二十年前德勒茲和加塔里的口中說出拉呂埃爾式的語言，是很重要的。

（2020-08-21 本文由王立秋譯自 Alexander R. Galloway 亞歷山大·R·加洛韋, 「in French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Possible Futures」, A pamphlet series documenting the weeklong seminar by Alexander R. Galloway at the Public School New York in 2010，TPSNY/Erudio Editions；感謝譯者和「潑光PULSASIR」原載；海螺社區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