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意義上，文化也便是一種理想之中的共同體的存在，就是人們心中缺位已久的靈性價值的再發現，更可以説是人和人在一起去尋求並想像着一種人類美好存在或美好生活的狀態。文化需要有更多人類學家對此狀態産生的過程加以一種持續的追溯，那樣人們才能真正去理解今天的文化及其意義和價值的功用和方向。可以説，這樣一種主張和文化價值探索，也在無形之中倒逼着中國人類學走向一種理想人類學的自我追求的道路上去。

還有一個問題恐怕也是文化轉型研究所無法真正避開而要去認真討論的問題，即今天的人們，伴隨着彼此交往的頻繁和流動性的加劇，人們將如何能夠在一種文化多樣性的世界里去生存？在這方面，首先要去認識中國文化的一種世界定位，這是至關重要的。中國正在走向一種現代世界，並恆久地堅持着一種“走出去”的戰略，繼續尋求“一帶一路”沿線的中國與世界的關聯，並以一種文明互動、互惠以及共生的文化邏輯構建，試圖真正去貢獻於世界文明衝突中的諸多矛盾化解，而在此過程之中，一種對人類學家而言的“互惠人類學”呼之欲出，人類學也在這個意義上重新返回到世界文化關係問題的關涉上去。同時，還要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之中，一種在轉型世界以及轉型時代之中傳統的文化智慧介入文化創造性之中去的諸多可能性的發生以及人群應對之策。

而在此意義上，人類學需要在真正有可能融入其他學科之中去的同時，又要有在自己學科中的不斷去創造着自己認同新目標的新姿態和新表達，這種新姿態和新表達將會是一種基於寬容的理解，而不是狹隘的自我封閉，不是契訶夫筆下那種“裝在套子里的人”的畏縮求全和自我保護的形貌，而是一種文明互觸中的開放、包容，且勇於擔當。這就使得許多試圖對人本身加以理解的學科，可以從人類學當中更多地獲得益處或收益。但人類學自身，顯然，不論是怎樣的一個不適恰的學科分類，仍舊是在走着一條屬於自己本心的特立獨行之路，而這恰又是一種真正學術意義上的思想之間或者文化之間所應該有的光明交流之路。

最後，應該清楚的就是，正像費孝通所指出的，中國在從一種鄉土社會向着工業化社會有一跳，接着又似乎在馬不停蹄地向着一種信息社會有一跳，這種“三級兩跳”的模式分析，隱喻性地暗示了轉型中國發生的真實世界場景。而與此同時，最應該提醒的便是，鄉土社會秩序的變遷與重構，它往往又會是一種社會、個人與文化三邊的互動，三者之間很顯然是缺一不可的，是整體性聯動的。在這里文化是具有一種核心價值的，也是可以作爲一種黏合劑去黏合其他的兩個，即人和社會的向度。我們需要理解此三個向度在一種時空場景下的藉由人而有的行動表達，這種表達是有所指向而並非是盲目性的，它是人內心之中觀念的一種映射，同時也是人的價值在文化上具有一種自我獨特性的証明，人離不開這樣的目的性而去行動，自然也就無法避開其對於一種人類作爲一個整體的文化理想以及美好生活的文明觀的渴求、渴望和自我追求。而人類學家在此過程中所可能有的貢獻，自然也便同樣是在於如何去真正理解以及踐行費孝通晚年所提出的那“四美句”，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全文詳見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社會學》2021年第10期/《思想戰線》2021年第4期；作者簡介：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重慶文理學院、周口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