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能被普遍共相穿透的空間：“個體我在”的正當性

“實存性”這一概念來源於拉丁文“existential”，與“共相”、“一般”、“普遍”相對照，其最基本的含義是“個別性”、“實際性”與“此在性”。它意味著存在者的“如此存在”（tohotiestin），指示著特殊個體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實情。它要回答的是：“那個”（That）存在者“如何”、“怎樣”，其關注的中心是“那個”及作為“那個”的“個體存在者”。

人作為生命個體，即是這種“實存性”的存在，或者說，人的生命個體就是“實存”。只有從“實存性”的角度來把握生命個體，生命個體才能如其所是的那樣的呈現自身，而不至於被“普遍化”為作為所有生命個體“公分母”的“人的共相”和“本性”。

使個體生命從“范疇”和“共相”的陰影下掙脫出來，確立其不可還原的個體性與私人性並由此真正通達“個人的真實性”，這是整個現當代哲學的重大主題之一。在一長串的名單中，海德格爾的思考具有樞紐性的重要地位。他上承克爾凱郭爾、尼采，下啟福柯、德里達、羅蒂等，並通過其原創性的工作，使得個體生命從形而上學“共相”和“本質”的“軋平”機制中解放出來並獲得其真實的存在，成為了一項具有獨立意義的思想事業。

在海德格爾之前，克爾凱郭爾也許是最早明確和自覺追問“個體是誰”，即個體生命的“個體性”和“私人性”的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終生與黑格爾作戰，在他看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形而上學家們試圖以思辨理性和概念辯證法追尋和建構“存在”，實質是以“普遍”來解釋“個體”，以“共相”來說明“個性”，“個人的真實存在”由此而被扼殺和吞噬，克爾凱郭爾所堅持的“個人的真實存在”，就是不能被任何普遍的理性法則和共相原理所還原，具有其別具一格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的“個體實存性”，它比任何普遍理性和抽象共相都更為根本。抵制理性法則對生命個體的抹殺，捍衛生命個體的獨立性，是克爾克郭爾畢業的使命。

海德格爾充分肯定克爾凱郭爾的貢獻：“在十九世紀，索·克爾凱郭爾就把生存問題作為一個生存狀態上問題明確加以掌握並予以透徹地思考”2，“索·克爾凱郭爾極為深刻地看到了生存狀態上的眼下現象”[3]，但是，他同時指出，“他對生存論問題的提法十分生疏，乃至從存在論角度看來，他還完全處在黑格爾的以及黑格爾眼中的古代哲學的影響之下”，[4]“他停留在流俗時間理解上並借助於現在和恒常性來規定眼下”[5]。在海德格爾看來，正因為這些缺陷，克爾凱郭爾對個體生命的追問仍然是半途而廢的。

克爾凱郭爾之後，尼采是把“個體生命的真實性”作為主題的另一重要哲學家，他清楚地看到，柏拉圖主義把人的最高價值置於彼岸的超感性的理性世界，個體生命的價值完全為後者所規定，這實質上是對個人的生命的真正價值的否定，對於尼采的這一洞見，海德格爾概括道：“此在基本力量的主要虛弱化就在於對‘生命’本身的建立目標的力量的誹謗和貶低。而這種對創造性生命的誹謗的原因又在於：在生命之上被設定了那種要求否定生命的東西，這種要求，這種理想，就是超感性之物，它被解釋為真正的存在者”[6]，由此必然帶來“虛無主義”的結局：“虛無主義是迄今為止對生命價值解釋的結果”[7]。正因為此，尼采把“重估一切價值”和“為人生作辯護”作為自己的使命，而“重估價值”，最根本的就是要重估“個體生命的價值”，所謂“為人生作辯護”，就是要捍衛和提升個體生命健康而非頹敗的生命力量。

海德格爾同意尼采對傳統形而上學虛無主義本性的診斷，但是他認為，尼采與傳統形而上學的差異僅僅在於他用強力意志代替了主體、實體、共相等來充當形而上學的實體，因此尼采仍然屬於“形而上學”，也正因為此，尼采不可能通達真正個體生命的“此在”，當他強調宇宙是強力意志的永恒輪回，個體生命作為強力意志的表現形式，與宇宙的大生命相比，不過是“小生命”，因而應該融入宇宙生命的全體之時，尼采就充分暴露了其形而上學的本性，個體生命被宇宙的“大生命”所溶化，個體生命的“個體性”與“私人性”最終沒能逃脫形而上學實體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