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衆消費時代，隨着全球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和旅遊産業技術的進步，旅行活動日趨標準化。因此，旅行活動中的重要環節———購買特産，也被納入“去地方化”的潮流中，使得特産逐漸成爲“無地方性”的普通商品。然而，由於旅遊産業在提供共性的同時，又必須努力生産出差異性，這決定了那些被“去地方化”的特産，又需要被“再地方化”。特産的“再地方化”，是通過地方性的再生産、地方傳統的發明和“新特産”的生産等形式實現的。通過“再地方化”，特産獲得了詩意的重建，使作爲消費品的特産呈現“反消費”的特徵，從而延續着消費主義的邏輯。

自古以來，特産①就與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不同，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在異地購買並享用特産，意味着將購買和使用商品的行爲置於一種非日常生活的氛圍之中，這是獲取差異性生活體驗的方式之一，也是旅行活動中最富儀式性意義的環節。北宋文豪蘇軾每遭貶謫，必在貶謫駐地尋找地方特色飲食來大飽口福，如黃州的豬肉、惠州的荔枝、儋州的牡蠣等。

這看似是失意文人在潦倒之時放縱口腹之欲，實則是藉“大吃大喝”的俗趣來化解官僚體製下生活氛圍的死闆與枯燥，以非日常性的身體享樂來抗拒日常官場倫理與生活秩序對人的奴役。在蘇軾那裡，對豬肉、荔枝、牡蠣等地方土産的享用，已超越了物的購買與使用這一簡單的生活邏輯，而成爲逸出庸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種生活”。可以發現，在貶謫文人的政治生命步步衰頹的過程中，另一種生活形式卻逐漸被開創出來，它通過俚俗的吃的方式，通過“日啖荔枝三百顆”等詩文的點化，將生命中的不凡之處做了極緻的闡揚，這就使得“尋找地方美食”成爲蘇軾貶謫之旅中必不可少的儀式。

相應的，將某地特産贈予他人的行爲，也超越了物品交換與使用的意義，使得特産成爲多重像徵的符號。在《紅樓夢》第三十九回裡，二進榮國府的劉姥姥爲了向賈府攀親以獲取救濟，帶去了滿口袋的瓜果蔬菜，這些土産既表達了劉姥姥試圖與賈府建立良好關係的“窮心”②，又通過這些鄉下“野物”，使大觀園裡的老老少少獲取了對另一種生活空間的想象，因而後來賈母對劉姥姥説“在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這表示劉姥姥所帶來的瓜果蔬菜，和“在外頭買的”是不一樣的兩種物。劉姥姥的口袋，和她後來在大觀園裡的一系列活動，都像徵了民間的生活形式對大觀園這個封閉空間的撕裂。同樣的，在魯迅的小説《故鄉》中，中年閏土再次見到已然成爲“老爺”的“迅哥兒”時，遞過來一包自家曬的乾青荳。

可以説，這包乾青荳的鄉土氣質與閏土以及整個小説的氛圍都是十分契合的。小説的敘述者以冷峻而悲涼的目光，通過一包乾青荳，觀照了閏土乃至整個故鄉的麻木與苦痛。

（註1）本文所論的“特産”，是一個較爲寬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土特産、地方飲食和旅遊紀念品等。

（註2）劉姥姥將土産交給平兒時，對她説：“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參閱《紅樓夢》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愛墾註：“窮心”，苦心也。)

因此，特産之“特”，一方面在於其地域特性；另一方面在於它往往被視作特殊的文化符號，承載了反日常、人情往來、異質文化交碰等多重像徵意義。而在大衆消費時代，由於旅遊産業的發達，那些被置於旅遊活動中的特産，就更帶有了消費時代特有的符號價值，它經歷着“去地方化”與“再地方化”的過程，它在“商品化”與“去商品化”的悖論中，以“詩意重建”的方式存在。(蔣磊·“再地方化”与“詩性資本”———論消費時代的特産；文化研究[第24輯2016年·春]48至58頁)

蔣磊，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講師。本文爲海南大學“中西部高校提昇綜合實力工程”之“海南文化軟實力科研創新團隊”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