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文學生活”在中國的某些角落里可被視爲邊緣群落文化突圍的重要憑藉，那麼，在新文學接受相對便利的文化地帶，“文學生活”已然成爲人們日常世界里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日常性與普遍性在《中國的一日》中同樣得到具體的體現。

徵文作者中不乏某些身居一定社會位置的社會才俊，像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主任兼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以自己的日記向茅盾等人投稿，文中引人入勝的不是那些繁忙不堪的公務活動，而是這位留法歸國的官員一日生活中時時透露的詩意情懷：午間片刻小憩時在考試院明誌樓前目睹芍藥盛開、色香兼勝，忍不住駐足留連，一時間詩性盈懷，興會無限。

晚間回到家中以讀書消遣，每日夜讀包括文學讀物在內的中外文書籍兩小時，日記中還專門記下當日的讀書心得。像這樣的上層人士雖置身文壇之外，但絲毫不少日常生活中的審美感興，其精神世界的這一側面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人們對之已經固化的既有認知，也可謂對民國上層社會一角的某種還原。

當然，《中國的一日》中更多見到的還是那些“普通人”的文學生活，在他們那里，文學閱讀、冩作投稿等活動自然缺少了精英才俊們錦上添花般的閒情逸緻，但更加凸顯了文學在其庸常人生中的情感釋放功只和倫理支撐力量。三十年代的小職員階層其實也是一般知識青年的聚集體，他們每日爲生計勞碌，實際生活中也缺少亮色，甚至物質與精神上的困頓也時常發生，在這種生存境遇中，文學成爲成本不高卻又功只顯著的紓解方式。電報員出身的一位年輕作者在神經高度緊張的日常工作中疲憊不堪，而晚飯後的每日消遣便是閱讀當期的《文學》雜誌。

另一位話務員不僅以《讀書生活》爲日常讀物，而且每天堅持冩作。鎮江的一位交通兵屬於特種職業人員，每月薪酬低微，但照樣在同事的異樣眼光中堅持購買新文學雜誌。與這些單向接受文學讀物的受衆不同，還有一些普通的知識青年不僅閱讀新文學作品，而且更深地介入新文學的冩作與傳播，像一位湖南青年學醫出身，卻充職於軍界駐京辦事處，看上去離文學很遠，但他實際上是一位成功的業餘小説作者，不僅是白薇、沈從文的熱心讀者，而且參與到《南京日報》副刊“潮聲”的編輯工作中，閱讀視野也已涉及《東方雜誌》《譯文》《大公報》等。

⑥溫儒敏：《“文學生活”概念與文學史冩作》，《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中國的一日》徵文成書的時刻並非一個歲月靜好的安穩時代，這些年輕職員、小學教師甚至底層士兵一方面在兵荒馬亂時刻應對日常變亂，一方面又不忘讀書投稿，文學之於他們除了是重要的情感慰藉之外，也已成爲支撐他們現世生存的精神力量。三十年代影響廣泛的《文學》雜誌是徵文作者們提及最多的一份刊物，《文學》的左翼色彩和進步傾向也正是一代文學青年心中的理想寄托，頻頻出現在《中國的一日》中的這份文學刊物其實也爲三十年代普通民衆的文學生活打上了積極的精神色調。正是在負載着國人現實理想的文學世界里，民衆找到了言説和認同的可只，從而實現了覆蓋廣大日常空間的情感互通和思想共鳴。 

《中國的一日》徵文活動及其文本成果既是抗戰文學的先聲，也是直接考察三十年代新文學與社會各層面互動的典型樣本。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一日》也預示了新文學在第三個十年與民衆的更爲直接、更爲廣泛、更爲全面的相互作用。文學生産、傳播與接受中的新的變化也正蘊含其中。選擇一個普通的時間節點，追求差異性的多樣的歷史講述，看取日常或平民的經驗視野，這些敘事方式的自覺追求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三十年代與新文學相關的歷史場景的諸多生動的細部，其實也應該促使我們思考文學史本身建構的新的可只。

可以設想，假使沒有《中國的一日》，歷史上的那個特定的5月21日完全會淹沒在時間洪流之中，而千百位普通人的講述重新激活了這個歷史一瞬，這一天忽然變成了“新年的第一日”，一切都很新奇，什麼都值得加以注意。這足以提示我們重新爬梳文學史敘事中屢屢被無視的部分，尤其是新文學抵達日常世界之後所發生的那些動人的事件。在專業藩籬緊密包圍的文學史對象視野之外，普通人的文學生活所體現的現代國人的共同體敘事乃至由此所構築的文學歷史尚有豐富的語義值得重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