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文作者身居不同群落或階層，地緣上也遠近各異，其文化態度、文學趣味、現實處境以及精神立場均有不同，無論在哪一個“空間”意義上(地理、文化、階層等)，那些向來缺乏冩作經歷的人終於發聲，冩下的均是自己的關切，完成的也是自己的表達。

“一日中國”雖然近乎“同題作文”，但“空間”差異帶來的文本語義的多元性沒有被稀釋、整合或壓抑。例如，新文學中不乏有關新女性的敘事，但受制於女性解放的慣常題旨，這些女性形象往往相似性大於個別性。《中國的一日》中也不乏相關的女性塑造，雖然形象的文學性不如新文學作家筆力所緻，但很少見到千人一面的弊病。

這種女性敘事的豐富語義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源於空間意義上的分殊與差異，其中既只見出地緣性也只看到階層空間所釋放出的不同的文化態度。有兩位分別來自浙江與河南的年輕作者，前者投身於新式教育，後者在鄉村培育苗圃。他們各自敘冩了自己妻子或女友的日常苦惱。

兩位女性都可謂新式女子，但一個只創作短篇小説，另一個則緻力於不斷融入鄉村生活，前者得沿海風氣之先，與丈夫嚐試家庭模式的新改造，後者則追隨男友亦步亦趨，最終接受了從城市到鄉村的生活轉換。顯然，這里的兩位新女性都在敘事中獲得了具體的生活實感，她們既走出了新文學作家習見的同質化的女性想像，也見出了各不相同的現實情境和精神面影，從而坐實了不同文化群落、不同地域背景投射在女性敘事中的“空間”差異。 

文學生活：共同體敘事的情感維系

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的一日》正是三十年代中期社會公衆“文學生活”⑥的一次聚焦與放大，正是基於日常生活中自覺不自覺的與文學相關的精神聯系，成百上千的徵文作者才會有只力匯入這一次空前的全民合唱當中。從《中國的一日》的發生背景來看，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戰爭危局中的家國情懷與民族意識引發了新一輪國人共同體想像的激情。茅盾等人的初衷也正是通過全民參與的書冩實踐喚醒“沉默的大多數”，勾勒出歷史激變中的中國世相。實際上，“文學生活”視野中的《中國的一日》並未囿於簡單的政治動員，而是見出了文學與公衆之間的豐富多樣的聯系，這種實際存在的精神關聯不僅給予作者們某種冩作自信，同時也爲他們的書冩活動提供了內在的情感動力。

新文學的發生原本即與構建“現代中國”緊密相關，國人對現代生活的感知、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建立在其文學閱讀與接受的基礎之上。以往的文學史敘事雖然隱含着一個新文學的受衆視野，但往往又被大而化之，甚至僅僅在敘事背景的意義上或隱或現。《中國的一日》帶給文學史完全不同的敘事可只，受衆集體走向前台，通過各自的書冩活動聚合起來，不僅直觀地凸顯了文學之於社會公衆的召喚力，而且將以往語焉不詳的日常世界與地方空間中的“文學生活”直接呈現出來，坐實了新文學的現實有效性，也充實了全民集體發聲時的情感內涵。

徵文中部分以“集體創作”名義的來稿頗只見出社會一角由共同的文學興趣引領的精神追求，像《棗莊的一日》就出自當地八位身份、年齡各異但又以文學愛好爲紐帶組成的小規模的創作集體，其中既有鐵路職員、機車工人，也有中小學生、飯館夥計。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文學小群落並沒有止於徵文本身的冩作，而是表現出更多的與編者主動對話的願望——他們是少有的附上“作者來信”的徵文作者，詳儘地敘述了集體冩作的背景、各位作者的身份，甚至還有對文稿的自我評價，期待編者只看到他們態度的莊嚴和共同擁有的一顆希求光明的心。

可以説，《中國的一日》一方面激發了這樣一些文學受衆的表達欲望，另一方面更是強化了他們經由文學浸潤所形成的集體意識和情感認同。另一例“集體創作”來自更加偏遠的貴州，一群小學教員在徵文後面同樣附上緻編者的信，他們深感當地文化的落後和交流的不便，在閉塞中他們所做的富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自立兒童通訊社，通過編發自己的文章與外界相互溝通。置身新時代邊緣空間里的一群人之所以只與“外面的朋友”相互砥礪、息息相通，只跟國人歡樂與共、哀愁與共，文學顯然是最大的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