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差異與地方敘事的多義性

《中國的一日》既是原本的文學受衆反過來作爲冩作者參與“共同體敘事”的鮮活材料，也是直接考察新文化、新文學在不同空間下所表現出的差異性、在地性以及歷史的豐富細部的典型樣本。無論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共同體動員，還是社群階級意義上的集體認同，抑或是文化思想意義上的新舊歸屬，轉型中的歷史演化不僅是時間意義上的前後之變，也表徵爲共時態中的紛繁的空間線索。

人們習見的宏大敘事的粗線條講述既是因爲受制於某些歷史觀念，也可只是由於忽略了不同空間下的差異性。《中國的一日》面向全國徵文，正是通過“一日”的放大和空前的地方性元素的凸顯，在某種意義上天然地打破了文學史的機械的時間敘述模式，從而提供了基於不同地域與文化空間下的新的觀感。

地緣因素往往不僅體現爲特定的地理條件的差異，更與文化生態的優劣直接相關。《中國的一日》的稿源分布在地緣空間上就有極大不同，最極端的對比是上海與雲南，上海一地的投稿有六百多篇，而雲南的徵文本就不多，最終被採用的稿子有的還是標準降低後的結果。從編輯理念來看，茅盾等人自覺避免徵文活動變成文化發達的少數地區的“中國的一日”，所以對於遠離文化中心的邊緣之地往往專門設定尺度，這也儘可只接近了自南至北、自西徂東的中國的每一角落的聲音都只被收錄其中。

實際上，這種參差與落差本身亦有其歷史意味。一方面，人們固然可以從中看到離開新文化中心地域之後的文化遞減效應，另一方面，所謂“外省”與邊地的地方敘事也不斷提供有關文學與文化演進的新鮮經驗。河南開封的一位年輕教員在徵文中講述自己在這一天冩作一篇禁菸論文的過程，這位作者長於冩作，且有徵文獲獎的履歷，這次參與徵文也是誌在必得，可以説是當地名副其實的一位“冩手”，其文章觀與冩作心得自然頗具代表性。“談到措辭這方面，我認爲更滿心的，是既非文言，又非白話”④，作者的這一認識並非臆測，而是閱讀當地報刊、追隨當地“要人名人”文風的結果，且被作者目爲“得風氣之先”。

時至三十年代中後期，這種文白雜糅的語體在新文學中自然早已邊緣化，在新文化的中心地帶即使存在這種語體實踐，也不會成爲青年作者追摹的對象。這種文化落差當然不僅見諸語言文體層面，在文學與文化觀念的新舊之辨上，某些“外省”的聲音提供了不同的價值取向。一位來自江西南昌的作者詳細講述了1935年在當地成立的一所國學研究院眼中的新文學新文化究竟爲何物。研究院中的青年學生課餘閱讀《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等新文學讀物，教授們則不以爲然，新文學仍被視爲拋卻聖賢心法甘當西洋走狗的文化上的自暴自棄。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新舊之辨雖然在新文化中心地帶早已被新學人物看作已經見出高下的舊題，但邊緣地域中的文化守成主義者並不認同，而且其質疑與分辨又是學理的而非意氣所緻。他們甚至也曾是變法和革命的信徒，最終選擇的卻仍是回到傳統學問中，以此既只祛除新學人物學問不足之病，又只獲取應對中國危機的文化資源。像這種所謂“頑固者”的聲音在新文化運動過去二十年之後其實已經難以在現代性的直線進步模式中獲得歷史敘事上的平等位置，卻意外地通過《中國的一日》所具有的自然延展的空間線索得以擠佔一個敘事角落。實際上，這種地方性的文化情境也無意中坐實了新文學中始終存在的文化權力之爭，新舊之辨不再僅是空洞的義理層面上的抽象觀念，而是化爲實際人物言説實踐的文化現實，從而使人見出某種駁雜的歷史情勢。

李歐梵在論及文體、語言、詮釋等問題時曾提出一種“混聲雜唱的文本”，這種文本將自我分割，使各種意欲得以釋放，也能滿足讀者不同的期待⑤。《中國的一日》也可被視爲某種混聲雜唱的交響，這種“雜體”文本一方面表現在其文體形式的豐富性，五百篇徵文用稿幾乎涵蓋了所有文學體式，包括短篇小説、報告文學、小品文、日記信札、遊記速冩甚至短劇等，另一方面，這種混雜性更表現在文本意義由地方性空間差異所帶來的多重指向。在一個普遍強調變動、發展、進步的現代時間觀統攝下，《中國的一日》通過定格於某個“當下”，暫時止歇了現代性瞬息萬變的慣常步態，改以空間敘事的方式復原、呈現、存留一個個不同地域、人群、個體的歷史面影，實際上也就越出了被提純或淨化之後的文化中心主聲部的覆蓋。

④茅盾：《中國的一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561頁。

⑤李歐梵，陳建華：《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前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