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譯詩讓承載了自然山水精神和禪宗意趣的詩歌進入美國的世界文學視野，從詩情畫意、充滿禪意的中國山水詩和富有機鋒技巧的禪詩中尋求到了撫慰和精神與心靈的共鳴，且移情於詩歌中所表達的天地萬物和諧共存的、物我一如的道／ 禪思想，以及自然、單純、閑適的空靈境界。 這一譯詩轉向豐富了美國的古詩詞英譯文文學小傳統。 山水詩和禪詩的藝術文化精神不僅對詩人譯者的創作產生影響，甚至對其精神信仰、思想以及詩歌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例如，斯奈德在詩歌創作中，受古詩詞中物我合一的「無我觀」和無時態的時間觀影響，鮮有人稱代詞（ No Self）（陳小紅 114），「多用分詞和不定式，很少采用動詞時態」（同上，154）。 他自稱是「儒釋道社會主義者（Confucianist⁃Buddist⁃Taoist Socialist）」 （趙毅衡 27），吸收了「『相反相成』『相互包含』『相互轉化』及『抑陽舉陰』」的道家思想（鍾玲 2006：53）、「修齊治平」的儒士思想（Mcleod 170），以及「佛法空觀、萬物皆有佛性、因果輪回」的禪宗思想（同上，115），發展了深度生態主義的生態哲學思想。 雷克斯羅斯則將古詩詞中的意象內化在自己的創作中（鄭燕虹 67－79），有時甚至還將古詩詞點化進其詩歌創作中，如將王維的《鹿柴》和劉禹錫的《烏衣巷》等融入他的單行本長詩《心之園園之心》（1967）；或將自己所作的仿中國詩嵌入譯詩集中。

例如，他把仿中國詩「IN The Mountain Village」以王紅公（Wang Hung Kung）的名義放入其譯詩集《愛與流年：續漢詩百首》（1970）中。 而且其詩集《新詩抄》 （1994）同時包含了他創作的詩歌、仿中國詩歌以及中國譯詩等。 第二代譯者如此將古詩詞同美國詩歌創作進行了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無疑推進了古詩詞英譯文以新的形象再一次走入英美的世界文學視野。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古詩詞英譯文，在形式上采用英語自由詩體，在內容上追求與亞文化形態的契合，賦予了英譯文的時代可讀性和接受性。 讀者通過閱讀流暢、樸素平易、富有英語詩歌節奏的譯詩，領略到了譯詩所傳達的中國自然山水文化精神和道禪文化意蘊，擴大了美國荒野文化和生態文學的視野。

山水詩和禪詩的詩學雖有異，但共同之處在於，通過淺顯樸實的詩歌形式，表現虛融淡泊、靜謐空靈、物我冥契的意境，以及物我一如、天地萬物皆從道的樸素的生態世界觀，與美國後現代的整體環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具有穿越時空的共通性。 其中最為凸顯的是深層生態學所倡導的，把人的自性融進自然世界，人與自然平等共生、共在共榮，在存在的領域中沒有嚴格的本體論劃分。 換言之，世界根本不是分為各自獨立存在的主體與客體，人類世界與非人類世界之間實際上也不存在界線，而所有的整體是由它們的關係組成的。 只要我們看到了界線，我們就沒有深層生態意識。

因此，深層生態學從整體論立場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人類只是這一系統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 因此，山水詩與禪詩的直覺生態智慧與深層生態學的生態整體主義主張，兩者在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關係的認識上具有共通性，通過翻譯，產生對話與生態話語的融通。

而且，美國的荒野哲學和深層生態學與中國道佛之間具有有機聯系。一方面，哲學家們主動從東方智慧中挖掘並獲得了思想的資源。 如在深層生態學理論建構中，佛教是其基本前提之一。（中國比較文學 2019 年第 2期 [總第115 期] 122頁至 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