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翻譯對古詩詞的世界文學形象的建構

美國當代比較文學家達姆羅什（D.  Damrosch）在其專著《何為世界文學》中，提出「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是通過翻譯實現的寫作、是對遙遠的時空世界的超然欣賞，而不是一套經典文本」 （ Damrosch 281）。 該定義肯定了翻譯對世界文學的建構作用。 「橢圓形折射」隱喻形象地描述了世界文學是受源文化和東道文化的共同影響而發生的書寫變形。

「通過翻譯實現的寫作」不僅明確了翻譯是民族文學躋身世界文學的途徑，而且是從翻譯中獲益的寫作，即翻譯是世界文學的書寫形式。 「超然欣賞」意味著讀者對文本的異域身份持有文化自覺的態度，從而對異域性保持寬容和遠距離的欣賞態度，保證了文本的異域性的接受度。 實際上，這三點是從文化折射（非文本因素）、翻譯書寫（文本因素）、閱讀方式（讀者因素）等三個方面描述了翻譯將民族文學建構成世界文學的方式。 但是，由於東道文化形態表現具有歷史階段性，因而文化折射的結果也具有同樣性質；而翻譯的片面性與操控性也會導致翻譯的不同表現，而閱讀方式和閱讀期待視野也會隨著讀者背景不同而發生改變，因此，民族文學通過翻譯建構的世界文學形象也會具有歷史的階段性特征。

我們擬從美國對古詩詞的近百年的譯介歷程，來看翻譯對古詩詞的世界文學形象建構的階段性、歷史性與發展性。 我們擬將這一歷程以翻譯詩學特征和翻譯規範特征為依據，將譯者劃分為三代。 在 1920 年代左右，以龐德（E.  Pound）、洛維爾（A.  L.  Lowell）、威廉姆斯（W.  C.  Williams）等為代表的美國第一代古詩詞譯者，以極大的詩學革新熱情將古詩詞詩歌藝術與美國現代詩歌運動初創期的詩學元素相融合，翻譯預先規範體現為意象鮮明而豐富的古詩詞，語篇語言的操作規範體現為意象派式的創譯，為古詩詞建構了意象派詩歌形象。

但是，二戰之後至上世紀末，美國對古詩詞的翻譯詩學發生了悄然改變，形成了以斯奈德（G.  Snyder）、雷克斯羅斯（ K.  Rexroth）、華茲生（B. Watson）等代表性譯者構成的美國第二代古詩詞譯者。 這一方面是因為戰後的空虛、機器文明的發展使得精神無處寄托和安放的美國年輕人開始走出西方文明的中心，轉而向處於邊緣文化地位的東方文明尋求慰藉，對東方思想的吸收和追求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時代風氣」 （鍾玲 2003：85）。 在這種「逆文化運動」思潮背景下，中國古詩詞英譯迎來了第二次熱潮。 「第二次熱潮的特點是，『中國式』詩人大都傾心於道與禪（而不再是第一次熱潮的中國文學、句法與情調），因此，他們都希望更深入到中國美學的核心中去」（趙毅衡 279）。 而核心之一便是山水詩和禪詩的道／ 禪意蘊。

另一方面，荒野及其精神歷來是美國文化中的重要母題。 經過長期以來對它的哲學認識與文學抒發，發展至上世紀中葉，產生了建立在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框架下的哲學的荒野轉向，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學的荒野轉向和生態批評。 「逆文化運動」、荒野文化與文學哲學、深層生態哲學等構成的二戰之後的美國亞文化形態背景，促使第二代譯者開啟山水詩和禪詩的譯介方向，踐行譯詩語言本土化、口語化詩學原則，契合了美國詩壇倡導的本土化詩學主張。

這一轉向不僅體現在翻譯選目的山水詩和禪詩的專題性上，更為重要的，是對這些詩歌的自然山水藝術文化精神的欣賞與再現，使其成為美國荒野文學與文化的他山之玉。 在對人與自然最本質關係的理解與闡釋上，中國山水詩和禪詩所表現的道禪精神觀照下的自然山水觀，與現代生態科學觀以及隨之萌發的生態文化觀具有契合性，兩者在生態文化哲學精神層面上通過翻譯產生了精神的呼應和話語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