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一詞在中國文學研究中開始受到垂青，就直接歸因於這種時代影響的深深刺激，「詩性」被大面積津津樂道，主要也自此時起。探討兩者之間出現這種熱烈共振的原因時，不能不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商品經濟浪潮對文藝的巨大沖擊。文學自古被看成對抗平庸俗世人生的精神綠洲，它已被傳統眼光牢牢預設了美好的詩情畫意，經濟的迅速發展卻日漸暴露出現代人利欲、空虛的一面。當此際，海德格爾「詩意的思」的橫空著落，可謂適逢其時，它很快被文學界推舉為拯救商品經濟環境下那種異化人格的強大力量。進而，以海氏哲學為抵抗世風日下之道的這種做法，和文學研究中日漸被廣泛談論的「詩性」話題不知不覺重疊起來，研究者出現了耐人尋味的習慣性反應：只要談「詩性」，就大多是在海德格爾思想層面上談論「詩性」，典型的做法即稱審美中「人與世界一體的境界」為「詩性境界」。有的論著在科學與人文發生衝突、「人越來越物化」的現代背景下呼籲文學「用詩意對抗物化」的「詩性的力量」①，有的論著看到「詩性」概念的複雜性，作了一定程度的深入歸類，但依托於海德格爾「語言與存在的衝突角度」來界說「詩性」的用心很明顯。② 

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海德格爾式動機和學理邏輯之間的某種不適應現象也開始出現了。例如，在一些論者筆下，金庸小說的價值被提升至「武俠世界的詩性空間」高度來認識，一根重要支柱誠然是「人類生命世界的可能性空間」。③而在另一些論者那兒，沈從文、汪曾祺和張煒等作家，其創作成就也被用「詩性意境」來概括，因為他們都謳歌「作為人類詩意棲居地的自然」④，人們疑惑的是，能這樣簡單地用同一個詞揭示前者和後者的創作面貌嗎？金庸重視情節傳奇性、巧合叠出的寫法，和張煒試圖將人與世界重加融合的創作，是否一回事？「作為人類詩意棲居地的自然」這一表述，頗受海德格爾思想的熏染，但這種熏染並不嚴謹，以至於無形中又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倒恰恰落入海氏的對立面去了。可見，海德格爾式動機並不能保證「詩性」一詞在文學研究中的學理合法性，「詩性」一詞的所指仍經常曖昧難明。

有人可能會說，概念對文學研究並非至關，可以寬泛乃至模糊地使用。本文對此的爭辯是，文學內部各專業間有共同恪守的底線，那就是在使用基本的學術概念時做到準確和一致，否則，便很容易在討論不相干的話題，學術對話的有效性將無從談起。⑤我們有理由追問戴望舒詩作體現出「古典詩性美」的說法⑥，「古典詩性」之類構詞在學理上就是可議的。當以類似海德格爾前結構的「慣例」力量為背景來闡述文學的「詩性智慧」時⑦，我們在海德格爾的視野下談「詩性智慧」，卻可能忘記了這個詞來自維柯。即使在文學理論內部，我們同樣對那種把「詩性」和「詩意」⑧、詩歌式特性等說法相混同的處理方式持保留態度⑨。因此，想有效推進「詩性」問題的討論，需要先對「詩性」概念進行語義學考察。

二、維柯的「詩性」與認識論背景

18世紀意大利哲人維柯的巨著《新科學》致力於探究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起源問題，認為人類最初的歷史是「詩性歷史」，最初各民族用「詩性文字」說話和思想，因為他們還無力把事物的具體形狀、屬性等從事物本身抽象出來。在世界的童年時代，人們的本性是詩人，形成著「詩性意象」，初民由此講述的神話寓言故事，莫不以「詩性人物性格」為本質，其主題是感性的，運用具體的感性意象，如隱喻。一切原始詩性民族，都必然使用替換、轉喻、隱喻和暗諷這幾種比喻形式，其中以隱喻最為重要。這些形式見證著「詩性邏輯」，它帶來語言和字母的起源。所有異教各民族的這種共同歷史起源，遂產生出「詩性智慧」。

③徐岱：《論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載《文藝理論研究》，1998(4)。

④周龍：《沈從文、汪曾祺及張煒詩性藝境通論》，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7)。

⑤李澤厚針對國內學界「許多人用同一個詞，但卻是不同的含義，這樣討論問題就容易南轅北轍」這現狀時特意舉例說，「當年討論形象思維就是如此」(《李澤厚近年答問錄》，第155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富於意味的是，「形象思維」大討論的重要支柱之一即維柯「詩性」概念。

⑥南誌剛：《古典意境的現代性轉換》，載《語文建設》，2005(6)。

⑦段建軍：《詩性智慧與詩意創造》，載《文學評論》，2007(1)。

⑧顏翔林：《後形而上學美學》「前言」，第2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此點在該著第四章第四節尤為明顯，例如將「精神的詩意存在」與「自我的詩性精神」並提(第135頁)。

(作者簡介：劉陽 (1979-)，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美學的研究，上海 200241 /  文藝理論2011 年 0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