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時期中國前十年和後二十年的文學研究，出於知識社會學動機的變易，在「詩性」一詞的使用興趣和頻率上呈現出鮮明反差。但三十年來「詩性」概念在文學研究中經常被隨意使用，卻值得注意。「詩性」概念源自維柯。中國學界關於「詩性」的大量談論，卻習慣於從海德格爾的「詩思」角度發揮。前者的認識論背景和後者的本體論背景存在著重要差異，無法簡單混淆，兩者對想像的不同態度有力說明了這一點。以文學語言為紐帶，兩種「詩性」在文學活動中才可能轉化、融合。在這一點上，雅各布遜對「詩性」的使用實踐可以成為我們繼續探討的起點。當不再將「詩性」望文生義理解為詩歌式特性或「詩意」等、避免讓「詩性」作為名詞隨意接受修飾、謹慎將「詩性」作為副詞去修飾其他概念，我們才獲得了合理使用「詩性」一詞來研究文學的現代性學術信念。

引言：一個疑點

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界對「詩性」(Poetic)這個詞的使用呈現出一個奇特現象：以三十年為區間，前十年的研究著作、文章中極少涉及該詞；後二十年的各種論著卻以很大的熱情散播著該詞，進而生發出兩種情形：一是用別的詞來修飾「詩性」，此時「詩性」被作為名詞使用，這方面的高頻率說法有「古典詩性」等；二是用「詩性」去修飾別詞，此時「詩性」又被作為形容詞使用，表示「詩性的」，這方面的高頻率說法有「詩性智慧」、「詩性文本」，等等。在文學研究和評論文章中隨處可見，幾成套語。換言之，「詩性」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研究中出現得屈指可數，90年代以來其使用頻率卻迅速上升，呈現出了強烈的前後反差。

反差如此強烈，恰是疑點所在。

和「感性」、「理性」一樣，「詩性」也是一個具備嚴格內涵的概念。但總體而言，「感性」、「理性」等概念三十年間在中國文學研究中並不存在一夜間由冷而熱的異常情況。對照之下，「詩性」一詞卻從80年代的冷清，一變而在90年代的文學研究中大行其道，遭遇了使用者們前後判然的斷裂式對待，這種有趣的異態，很值得在今天進行反思與追問。

追問，開始於知識社會學動機(目標)和學理論證之間某種不為人輕易察覺的微妙偏離。

一、從動機與學理的微妙偏離說起

按知識社會學，任何一種認知判斷的形成總受到判斷者的特定社會目標驅動。對該判斷的考察，因而需要同時結合目標衝動和學理手段兩方面來進行。僅有目標衝動，卻配合以無效的學理思辨論證，該目標便難以實現。這對我們今天檢審「詩性」一詞在新時期不同時間段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出場，有何啟示呢？

從知識社會學背景上分析，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文學研究論著中「詩性」一詞稀如星鳳，是因為當時思想堅冰甫破未久，啟蒙話語偏重於理性色彩，公開談論詩情詩意是文學研究中不多見的事情(對朦朧詩的討論或許稍顯例外)，後期雖在文學主體性論爭和方法論熱的背景下引入若干西方文藝思潮，卻也因興奮點偏於尼采、弗洛伊德、薩特等現代思想而悄悄繞過了「詩性」問題的討論。但為何進入90年代後，「詩性」概念驟然升溫，被文學研究和評論文章紛紛拈來？本文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此時海德格爾哲學開始被大規模介紹到中國。

1987年後，存在主義全面登陸中國學界。這一年，《存在與時間》中譯本出版，其迥異於傳統哲學的運思，為當時的「美學熱」注入了不可思議的吸引力。盡管如此，海氏論美和藝術的著述的影響在整個80年代仍很有限。直到90年代，《詩·語言·思》、《在通向語言的途中》、《林中路》等著作被相繼漢譯，「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人，詩意地棲居」等話語才大舉融入中國文學界，產生出曠日持久的全國性影響，一時間，「尋找精神家園」成為眾多論著熱衷談論的話題。

注釋：

①刁克利：《詩性的拯救》，第7頁，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②馬大康：《詩性語言研究》，第1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劉陽 (1979-)，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美學的研究，上海 200241 /  文藝理論2011 年 0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