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卷51《蕭勱傳》記載：

徙廣州刺史……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歷來到沿海地區任職的官員，多從海外貿易中謀取私利，因此朝廷注重沿海地區官員的選拔。像王僧孺、蕭勱這樣的廉潔的官員的任命，應該出於梁武帝的著意考慮。所以，《梁書·諸夷傳》史臣論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牒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其次，佛教傳播對中外交通和交往起了推動作用。特別是梁與東南亞、南亞諸國的交往更是如此。佛教是推動梁朝與東南亞、南亞諸國和地區交通、交好的重要動因。南亞是佛教的發源地，東南亞是南傳佛教興盛的地區，佛教在中國東晉以後越來越興盛，南朝梁朝是崇奉佛教的王朝，梁武帝是一位佞佛的皇帝。自漢以來開辟的海上絲綢之路雖然時有盛衰，但通過海上交通，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聯系非常密切，即“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5〕。因此彼此佛教的盛況是互相了解的。從各國表文內容可知，這些國家之所以樂於與中國交通交往，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梁朝是一個興隆佛法的國家，武帝是一位信仰佛教的皇帝。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全面持續高漲的時期，而至梁武帝時達於極盛。梁武帝認為道有96種，唯佛為尊，因此大力扶植佛教，他先後四次舍身同泰寺，又令臣下以億萬錢奉贖；施舍財物，動輒以千萬計。所建大寺院，立丈八佛像；明令禁斷肉食，創立“梁皇懺”。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向社會深層的廣泛流布。梁武帝對佛教義學也大力提倡，自疏《涅槃》《凈名》等經典，自講《波若》義，自立《神明成佛》義，詔編《眾經要鈔》《經律異相》《義林》等佛教類書，推崇《成實》論師和《十誦》律師。組織對范縝《神滅論》的圍剿，強制推行佛教因果報應的神不滅論。其長子昭明太子、三子簡文帝、七子元帝都以好佛理著稱。梁時東南亞、南亞各國和中國南朝間僧人的交往也非常頻繁。天竺僧人真諦、智藥、達磨，歌營國僧人菩提跋陀，扶南國僧人曼陀羅都於梁時通過海路來到中國。菩提跋陀，歌營國僧人。據《洛陽伽藍記》卷4，菩提跋陀自歌營經勾椎國、孫典國、扶南國、林邑國而入南朝蕭梁，又隨揚州比丘法融由梁經揚州入北魏京師洛陽，住入宣武帝專為域外僧人建造的永明寺。智藥，天竺僧人，泛舶曹溪口，聞異香，因而尋地立寺。寺名寶林，即後來六祖南華寺。〔6〕《續高僧傳》卷1云：“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大賫梵本遠來貢獻。”因此，梁武帝崇奉佛教和中國佛法興隆的信息迅速傳至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從那些國家和地區的上表來看，他們樂於與梁交往，與梁武帝大力提倡佛教有關。《梁書·諸夷傳》記載諸國遣使奉表之表文內容，鮮明地說明了這一問題。這些表文異口同聲地頌美梁武帝興隆佛法，皆與梁朝共勉，以共弘三寶為己任。他們向梁朝進貢的物品亦多佛教用物。佛教通過中國傳入朝鮮半島，百濟王數次遣使獻方物，從中土帶回《涅盤》等經典。這些都說明其時佛教的傳播對中外交通和交流的促進作用。

〔5〕《梁書》卷54《諸夷傳》「師子國」條。

〔6〕《淵鑒類函》卷33《地部》十一引《傳燈錄》。

（文明的互動: 漢唐間絲綢之路與中外交流論稿 / 石云濤著.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