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中外貿易往來的線路，也是一個世界宗教文化交流傳播的通道。中國自古是一個「淡宗教，重人文」的國度，但從鬼神信仰形成體系、儒家思想演變成儒教、道家思想演變成道教、脫胎於印度佛教的中國佛教以及其他宗教開始興起時，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變成了一條宗教交流的通道。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將儒教、佛教、道教等東傳至朝鮮、日本等地，將媽祖信仰南下至東南亞等地。同時，印度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也傳播到了中國。

儒教的交流

儒教是儒家思想宗教化的產物，是人們對孔子、禮教和先王文化的信仰。儒教是以十三經為經典，以古代官僚機構為組織，以天壇、宗廟、孔廟、泰山為祭祀場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釋奠禮、五祀為祭祀儀式，倡導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國家宗教。

根據中國學者的觀點，儒家思想早在東漢末年就傳入了朝鮮半島，隨著新羅統一三國後，儒家思想逐漸演變成儒教，並成為統治階層的信仰。在朝鮮半島先後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儒學（教）大家，如李穡、鄭夢周、鄭道傳等。儒教的發揚者朱子學派（程朱理學）形成和發展於高麗王朝末期，到朝鮮王朝建立後，逐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學說。從韓國新安朱氏族譜記載中可以看到，南宋浙江烏程縣令朱潛是朱熹的曾孫，在經歷了南宋黑暗的時期之後，於公元1224年「袖家譜攜二男一女，與門人葉公濟、趙昶、陳祖舜、周世顯、劉應奎、杜行香、陶成河七學士浮海而東」。朱潛的兒孫後來都擔任了高麗王朝的官職，在執政過程中，朱熹理論也成為了朝廷的主導思想。十七、十八世紀，隨著中國考據學的興起，朝鮮半島的儒學中也興起了反對朱子學派的考據學（漢學）和陽明學派，考據學反對朱子學派對經傳的固定注釋方法，提倡直接研究先秦儒家經典的原文，以及廣泛參考漢代古注。

與朝鮮半島相似，日本也深受儒教的影響，據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濟博士王仁應邀到達日本，帶去10卷《論語》和一卷《千字文》。但早期儒學是日本統治階層高雅的學問，內容只限制在漢唐注釋、文學訓詁上，在民間的影響不大，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儒學只是作為禪宗的附屬品。直到朱熹、王陽明理論傳入日本後，儒學的情形才發生了改變，儒家的思維方式得到了大面積的傳播與發展。雖然朱子學被奉為日本的官學，但對日本社會變革產生積極推動作用的卻是陽明學派。日本的陽明學派雖然繼承了中國的陽明學思想，但和中國的陽明學有所不同，如日本陽明學者大都折中朱王，調和神儒，在理論和實踐上有自己的特點。明朝亡國後，中國著名學者朱舜水（1600-1682年）流亡日本，開館講學，培養了眾多的學生，有些學生也成為著名學者，他所提倡的實學實理的學風，滲透到整個日本國民的意識中，間接地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被尊稱為「日本孔夫子」。

儒教不僅在東方傳播，也逐漸傳播到了西方。耶穌會士利瑪竇在中國宣揚基督教的同時，也在研習儒教經典。利瑪竇認為，想要在中國有所收獲必須要精通儒教經典。1594年他完成了「四書」的翻譯並寄回歐洲。傳教士中除了利瑪竇以外還有很多人都在研習中國儒教經典，例如，柏應理和同伴翻譯了《論語》的前五章和《大學》；耶穌會士集體創作了《中國哲學家孔子》，這些書籍也讓西方看到了中國獨有的哲學體系，並對後來歐洲的啟蒙運動做出了貢獻。

(中國發展觀察 2016-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