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洪席耶對“人民”的解釋來理解這一問題。通過對雅典歷史的考察，洪席耶認為，“人民”與其說是某種主體性概念，不如說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劃分。雅典集市就是“人民”行使權力的體現，它和書寫一樣，眾聲喧嘩但無法表述自身，因而也是沈默且饒舌的存在。經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後，雅典的社會空間被重新劃分，城邦領地被重塑，在城邦這個共同體空間內，不同人群被分割在不同的空間里，“人民”變成了一種政治形象，它是“無產者的集合，亦即從無產者的附加物以及無產者對共同體整體的認同中誕生的虛空”13。

根據這一解釋，“人民”和“無產者”，就不是具體的主體和實在，而是空洞的能指，是一個被劃定的政治空間，這一空間內的人們的情感、語言、體驗等，都是被規定好的。比如由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理論建立起來的再現詩學認為，悲劇要模仿比我們好的人，喜劇要模仿比我們差的人，並建立了文類等級制度，這其實就是文學的政治14。

高等文類是悲劇和史詩，它們只適用於國王或英雄這些高等人，而喜劇和諷刺詩這種低等文類，只適合下等人。這不僅規定了描寫對象本身，還規定了不同身份對象的不同的語言、情感、生活場景等感性生活和感性經驗，所以這種政治空間的劃分實際上又變成了感性空間和感性秩序的劃分。詩人的創作有打破這種穩定和諧秩序的危險，所以才會被逐出理想國。

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崛起，等級制失效。那些在古典的詩學體制被排斥的人有了閱讀的權力，古典再現詩學建立起來的感性空間界限也因此被打破。比如包法利夫人，她希望過那種把文學和生活融合到一起的人生，這其實就是既想要文學藝術的精神享受，同時又不放棄物質和財富的享受。洪席耶認為，在包法利夫人身上體現的就是這個時代的強迫癥——“興奮”，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欲望和夢想，整個社會也變成了渴求和失落的永無止境的喧囂，現代社會變成了一個無數個體的混合體，所有人都被卷入時代亢奮這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這種興奮並沒有明確的所指，它僅僅是一個巨大的能指，卻永遠也不會停留，永遠不會滿足，並一直不斷地折磨現代人。

洪席耶說，這個興奮就是“民主”帶來的。現代社會充斥著對這種民主的渴望，無數碎片化的個體貪婪地享受著金錢和金錢能買來的一切。這些小人物相信自己也可以通過努力去獲得那些曾經買不到的東西，如激情、理想、價值、尊嚴等，因而也就更加具有積極進取精神，通過物質享受去想象性地享受那些非物質的快樂。洪席耶把這個稱作“文學性的民主”，包法利夫人這一形象體現的就是這種新型的民主，它重新安排感性生活空間，消除不同人群之間的界限，也消除了文學空間的邊界和差異，從而為文學藝術創造了新型權力，人們可以通過文學想象一種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在這一背景下，現代“文學”觀念開始形成，書寫的技藝變成了書寫指向自身的權力。洪席耶將文學同政治結合到一起，提出了文學的政治，但應該如何更具體地理解這里所說的“政治”的內涵呢?其理論價值指向和現實關切又是什麽呢?（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2020-3月號）


13[法]雅克·洪席耶：《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第155頁。

14[法]雅克·洪席耶：《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