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局限。不僅是楚國早期的都城遺址，還有許多漢唐的古跡，同樣被沒入了水底。其中包括規模宏大的香岩寺下寺。這座寺院歷史上高僧輩出，在不少佛教典籍中都有記載。 

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丹江水庫需要加高大壩。即使如此，丹江與漢水是否有足夠的水量也是值得疑問。按水利部原有的規劃，年可調水量190億立方米。不為什麽，後來又減少到150億立方米，2002年底再縮減為130億立方米，投資為1700億立方米。工程剛剛動工，計劃調水量就不斷減少，僅僅是漢江水量不穩定性的反映？

先節水，後調水的原則，還停留紙上和文件上——事實上調水工程的積極性，大大高於節水。有人提出，為了保證南水北調有水量，需要從長江三峽庫區再往丹江口調水——一個工程剛剛啟動，下一個項目又打算接上來了。總之，有幹不完的活。

2006年，北京西長安街的延長線上，在繁華的街邊，一夜間豎立起了“南水北調，造福北京人民——長安街管線穿越”的巨大圍板，上面畫著綠色動人的宣傳畫，似乎長江水進北京已經近在眼前了。根據計劃，南水北調中線工程2008年最終調到北京的水量，只有10億立方米，僅占計劃調水總量的十幾分之一。

那麽，其餘100多億立方米的水都到哪里去了？

多數流向河南、河北一些地區。黃淮河平原，80%以上的水資源都用於農業灌溉。對農業來說，這點調來的水是杯水車薪。而實際上，灌溉莊稼，種麥子和玉米，也用不起每立方數元成本的昂貴的長江之水。

現在農業用水浪費巨大，農業節水比城市節水有更大的潛力。能不能換一種思路，如果向農民和農業“買水”——農業少用一噸水，水務部門付給農民0.5或0.8元，不比千里迢迢的調水成本要降低許多麽？而農民則可以拿這些錢，建設現代化的灌溉系統。

再說，黃河是地上河，從黃河小浪底水庫往華北平原輸水，在可見的將來也基本足夠，用得著如此巨額投資，從漢水往黃淮海平原引水麽？

這種高價水只能賣給市民、賣給企業。而且，未飲漢江之水，水價已借南水北調之名先大漲了。從2005年起，石家莊市每立方自來水增收0.7元“南水北調基金”，工業用水每噸達到了4元。原先企業一部分水用的就是地下水，不行，也要加收“南水北調基金”，這有道理嗎？我在調查時，華北制藥一位專家說，實在不理解，為什麽要拿南水北調來“捆綁”全部水價，即使在國際上，水資源也不是某一個部門，更不是一個企業的，籌集基金也不是靠漲價得來的。

作為共和國制藥工業的長子、“一五”計劃的重點項目，上個世紀50年代華北制藥廠選址時，就考慮到石家莊地區有較為豐富的水資源。抗生素生產采用發醇工藝，耗水量大。華北制藥廠因水價上漲因素，每年增加成本一千多萬，加上電價和其他原材料提價。2005年生產開始逆轉出現虧損。華藥是中國最大的抗茵素生產基地，其青黴素生產已有近50年的歷史，面臨著全面停產的可能。據了解，華藥正考慮把抗生素部分生產，轉移到內蒙古河套地區，那里是黃河中遊，用水好解決一些。

生物制藥是國際上競爭激烈的技術產業。我不久前來到了美國中部北卡州。這里密集著生物工程項目，尤以生物制藥聞名於世，經濟蓬勃發展。依托生物工程產業，杜克大學進入美國排名前10位的高校行列。如果調水未到，而水價普遍漲高，連高技術企業都有不能承受之重，那麽，中國中部的黃淮海地區還能發展什麽產業？！

關於水價問題，還要多說一點。

水務、自來水公司也是壟斷行業，連年各地自來水提價漲聲一片。據說，提價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節水意識”，此外還有“與一些國家相比仍有上漲空間”等等。香港等地，水價是政府有補助的，公益性的，自然沒有可比性。人們最願意拿來比較的是日本。不說日本人均年收入，不說人民幣的匯率與購買力評估上的問題。1999年，日本城市平均自來水價格141日元/立方米，平均供水成本181日元/噸，因為日本的自來水可直接飲用，幾乎達到礦泉水和純凈水的標準，處理成本較高。即使按1元人民幣=13.6日元計算，每噸水約10元人民幣——要求大幅上調水價的人，總喜歡拿水價與瓶裝礦泉水比較，為何不拿桶裝礦泉水與日本自來水比較？城市居民拿出10元錢，能買到1噸可直接飲用的自來水嗎？

另外，日本2000年全國平均工業用水價格24.08日元，折合人民幣不到2元錢。財政對工業用水設施的建設多有補助，中央負擔的比例高達50%，這是為了促進工業的發展。

至此，我們就明白了，中國以改革名義的水價上漲，有可能走入一條不歸路，將最終可能推動物價的全面上漲，制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