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下午，本文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教授，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科) 暨北京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清華大學獲獎教師座談會上的主題發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517講話”中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在去年“824”座談會上，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 

我再次回到學術界，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國內國外學術界相對關係的變化。2004年我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時，我們總體上還處於“學習”、“模仿”、“跟跑”之中。現在，中國四十年的成功實踐，已經吸引了全球學術界的關注，很多人希望了解、研究和借鑒中國的經驗，

據我有限的了解，全球範圍內，研究創新問題、城市發展問題、勞動力流動問題、教育發展問題、環境問題、全球價值鏈問題等，不考慮中國這個因素，就不會被認為是重要研究、前沿研究，趨勢研究。

研究中國問題，中國學者當然有優勢，我們面臨並跑為主，同時在有些方向領跑的時代機遇。我離開學界時間較長，現狀了解不夠思考也不夠，概括不了文科學術研究的增長點這個大題目，這裏僅就我多年的一個研究領域即對外開放，也是這次獲獎論文的主題，談幾點個人的研究體會。概括為一句話，學術研究要貢獻盡可能普適的知識體系。 

強調特色時盡量尋求規律，規律越穩定越好。

從我研究的開放問題看，中國的開放在起點和步驟上、在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截面上，的確顯示出與多數國家開放模式的較大背離，但從長期趨勢和本質特點看，仍然能看到與多國顯示的普遍規律的高度契合。

例如我們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軌跡，與眾多發展中國家表現相似，在不少學者甚至決策層看來，並不完全合意，提出了質疑並力圖改變，但根據要素稟賦理論，這些變化必然出現，這些階段不可跨越。 

闡釋現象時盡量尋求理論，理論越普適越好。

學術研究不能止步於講故事，而是要有分析框架，讓我們的獨特信息能被合理地還原成理論原素，置於知識體系中進行合理安置和組合，構成預判未來的能力。例如通過觀察可移動與不可移動要素比例，這個影響貿易結構基礎條件在中國的特點，30年前、20年前、10年前我們做出的預測一一呈現，現在我們依然在考慮五年後十年後的變化，例如預言加入更高標準貿易協定為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前瞻性是理論的一種重要力量。 

總結經驗時盡量尋求比較，比較越多元越好。

所謂研究，比較是基本要素，能解釋多種不同表象，理論一般性和適用性才較好。要尋求“事不同理同”的境界。例如，用“各種要素邊際收益相同時，資源配置效率最高”，能較好地解釋各國選擇不同開放模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我們的開放模式極大促進了增長，但一個必要條件是存在極低收入的巨量農村可轉移勞動力。而前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國有經濟中的就業已占絕大部分，沒有為這種開放模式留下多少低成本、待轉移的勞動力，很難實現大規模低成本的製造業產品出口。 

努力創新時盡量尋求借鑒，借鑒越豐富越好。

用學術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必須要進行理論創新，同時也要重視全球學術界多年努力積累的學術存量。例如，毫無疑問，保持政治穩定和政策連續的能力，是我們最大的優勢之一，對長期投資和發展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借鑒一些國際學術界更通用的語言講述這個優勢，就可以表述為投資是長期行為，產權能得到長期保護很重要，法律是一種保護，政治穩定和政策連續也是一種有效保護，都是鼓勵長期投資行為的製度因素。能容納愈多的現有學術概念，我們的理論創新就愈容易被更多的學者和學派所理解和接受。 

講這幾點是想表明，我們當然要講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必須創新，這是我們的根本遵循和指引。但我們的學術雄心應該更大，學術胸懷應該更寬，學術視角應該更廣。

我們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還要觀察和解釋世界，努力構建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適用的學術體系，能夠容納和解釋更多國家的經驗和道路，成為全球主流學術體系中，獨特而重要的構成部分。（2021-07-14 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