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 論汪靜之的《蕙的風》 (2)

表現女子的意識,生活上戀愛的自決,保留著一點反抗、一點頑固,是登載於《新生活》第十七期上,以黃婉為筆名的一首《自覺的女子》:

我沒見過他,怎麼能愛他?我沒有愛他,又怎麼能嫁他?

這里所提出的是反抗與否認意識,是情欲的自覺與自尊。沒有愛,一切結合是不行的!然而反抗的是眼淚還是氣力?這詩沒有結果。在另外一種情形下,就是說,有了愛,是些什麼?周作人有一首《高樓》的詩,一面守著純散文的規則,一面在那極散文的形式中,表現著一種病的憂愛。那樣東方的、靜的、素描的,對於戀愛的心情,加以優美的描畫,這詩是當時極好的詩。那樣因年齡、體質、習慣,使詩鑄定成為那種形式,以及形式中寄托的憂郁靈魂,是一般人所能接受,因而感到動搖同情的。在男女戀愛上,有勇敢的對於欲望的自白,同時所要求,所描寫,能不受當時道德觀念所拘束,幾乎近於誇張的一意寫作,在某一情形下,還不缺少“情欲”的繪畫意味,是在當時比其他詩人年青一點的汪靜之。

使他的詩成為那樣的詩,“年輕”是有關係的。正如另外一個早年夭去的詩人胡思永君,所留下的《思永遺詩》,有青春的靈魂,青春的光,青春的顏色與聲音在內。全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理智,全是矛盾,全是……然而那詩上所有的,卻是一般年輕人心上所蘊蓄的東西。青年人對於男女關係,所引起的糾紛,引起糾紛所能找到的恰當解釋與說明,一般人沒有做到,感到苦悶,無從措手,汪靜之卻寫成了他的《蕙的風》。他不但為同一時代的青年人,寫到對於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驚訝神秘,要求冒險的失望的一面,也同時把歡悅的奇跡的一面寫出了。

就因為那樣缺少如其他作者的理知,以及其他作者所受生活道德的束縛,僅憑一點新生的欲望,帶著一點任性的神氣,漫無節制地寫了若干新詩,《蕙的風》所引出的騷擾,由年輕人看來,是較之陳獨秀對政治上的論文還大的。在《新青年》上發表他的《狂人日記》的魯迅先生,用正確的理智,寫瘋狂的心理,或如在《晨報副刊》發表的《阿Q正傳》,以冷靜的筆,作毫無慈悲的嘲諷,其引人注意處,在當時不會超越汪靜之君的詩歌。魯迅先生的創作,在同時還沒有比冰心女士創作給人以更大興味,就因為冰心是為讀者而創作,魯迅卻疏忽了讀者。詩的一方面,引出一個當前的問題,放到肯定那新的見解情形下,寫了許多詩歌,那工作,在汪靜之君是為自己而寫,卻同時近於為一般年輕人而寫作的。年輕人的興味所在是那一面,所能領會是那一類詩歌,汪靜之在他那工作上是盡了力,也應當得到那時代的榮寵的。

《蕙的風》出版於十一年八月,較俞平伯《西還》遲至五月,較康白情《草兒》約遲一年,較《嘗試集》《嘗試集》胡適作,最早的白話詩集。

同《女神》《女神》詩集,郭沫若著。則更遲了。但使詩,位置在純男女關係上,作虔誠的歌頌,這出世較遲的詩集,是因為他的內在的熱情,一面擺脫了其他生活體念與感觸機會,整個地為少年男女所永遠不至於厭煩的好奇心情加以溢美,雖是幼稚仍不失其為純粹的意義上,得到極大成功的。在這小集上,有關於作者的詩與其人,其時代,作為說明的諸人的詩序,可以作為參考。

朱自清序他《蕙的風》詩集,用了下面的措辭:

靜之的詩頗有些像康白情君。他有詩歌的天才;他的詩藝術雖有工拙,但多是性靈的流露。他說自己“是一個小孩子”;他確是二十歲的一個活潑的小孩子。這一句自白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小孩子天真爛漫,少經人間的波折,自然只有“無關心”的熱情彌漫在他的胸懷里。所以他的詩多是贊頌自然,歌詠戀愛。……我們現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淚的文學,不是美與愛的文學;是呼籲與詛咒的文學,不是贊頌與詠歌的文學……靜之是個孩子,美與愛是他的核心……他似乎不曾經歷著那些應該呼籲與詛咒的情景,所以寫不出血與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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