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勃興，問題核心在“思想解放”一點上。因這運動提出的各樣枝節部分，如政治習慣的否認、一切制度的惑疑、男女關係的變革、文學的改造，其努力的地方，是從這些問題上重新估價，重新建設一新的人生觀。與因襲政治作對抗的是李大釗、陳獨秀諸人。在文學革命上，則胡適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一個。男女關係重新估價重新決定的努力，除了一些人在論文上作解釋論爭外，其直接使這問題動搖到一般年輕人的心，引起非常的注意，空前的翻騰的，還是文學這東西。

中國雛形的第一期文學，對所謂“過去”這名詞，有所反抗，所有的武器，卻完全是詩。在詩中，解釋到社會問題的各方面，有玄廬、大白、胡適諸人，然而從當時的詩看去，所謂以人道主義作基礎，用仍然保留著紳士氣習的同情觀念，注入到各樣名為新詩的作品中去，在文字上，又復無從努力擺脫過去文字外形內涵所給的一切暗示，所以那成就，卻並不值得特殊的敘述。如玄廬的《農家》、大白的《賣布謠》、劉半農的《學徒苦》及《賣蘿葡人》、胡適的《人力車文》、周作人的《路上所見》，寫作的興味，雖仿佛已經做到了把注意由花月風物，轉到實際人生的片段上來，但使詩成為翻騰社會的力，是缺少使人承認的方便的。這類詩還是模仿，不拘束於格律，卻固定在紳士階級的人道主義的憐憫觀念上，在這些詩上，我們找尋得出屍骸復活的證據。使詩注入一種反抗意識，雖不是完全沒有，如胡適的《樂觀》、《威權》、《死者》等作品，然而從其餘那些詩人搜索檢查，所得的結果，是詩人所挣扎做到的，還只能使詩，成為柔軟的諷刺，不能成為其他什麼東西。

既然男女關係新的道德的成立，在當時的興味，並不在普遍社會問題之下，因“生理”的或者說“物質”的原因，當前的事情，男女解放問題竟似乎比一般問題還更容易趨於嚴重。使問題一面得到無數的同情，也同時使無數的人保持到另一見解，引起極端的紛爭，倒不是政治，不是文言與白話，卻是“男子當怎樣做男子，女人應如何做女人”。這焦點移到文學，便歸結到詩上去，是非常自然的事。在詩上，作對於這一方面態度有所說明，或用寫“情詩”的勇敢，作微帶誇張的自白，為“戀愛自由”有所擁護，在當時引起一般人注意的，是胡適的《生查子》：

前度月來時，仔細思量過。今度月重來，獨自臨江坐。

風打沒遮樓，月照無眠我，從來沒見他，夢也如何做？

這是舊詩。一種惆悵，一個嘆息，有好的境界，也仍然完成到它那舊的形式中。另外有《如夢令》也不缺少熱情，但其中卻缺少所謂“情欲的苦悶”，缺少“要求”。又如玄廬的《想》：

平時我想你，七日一來復。昨日我想你，一日一來復。

今朝我想你，一時一來復。今宵我想你，一刻一來復。

一種抑郁，節律拘束到子夜歌一類古詩組織中，它還不是當時所要求的新詩。俞平伯、康白情，兩個人的長處也不在這一方面。王統照、徐玉諾、陸志韋、冰心女士，也不能從這方面，有所成就。在這里，或者應當提到這些人生活的另一面，使這些詩人，皆避開這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