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再舉幾部電影的例子。英國著名導演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的坎普電影，做得非常迷人，在他1989年的電影《廚師、竊賊、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The Cook，the Thief，His Wife and Her Lover，又譯為《情欲·色·香·味》)，演技與戲劇化長鏡頭調配，裝腔作勢達到了華麗的極致，但卻把食欲與性愛這種電影套路狠狠做過了頭。塔倫提諾的電影《低俗小說》(Pulp Fiction)可以說是坎普智慧的傑作，它把美國電影好幾種太常見的類型(黑幫片、強盜片、兇殺片)做得一本正經，對這些俗文化的英雄類型做了色彩華麗的風格性調侃。最新的坎普電影，不能略過《死侍》系列。反英雄，調侃性髒話連篇，風格獨特，成為漫威電影中的一個奇葩，深受喜愛。

與此片正成對比的是，塔倫提諾的其他幾部電影(例如《水庫狗》《殺死比爾》)確實認認真真地用血腥來刺激觀眾的感官，並不是坎普。同樣，郭敬明的《小時代》電影系列，對白領生活描寫得很艷俗，但電影鼓勵欣賞這種艷俗，所以是媚俗，不是坎普。同樣，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的奢麗華美，因為此電影是贊美這種昔日年月的風格，表現的是懷舊，風格上也盡量低調，並不過分浮誇，因此也不是坎普。

可以看到，坎普與當代藝術風格的一系列範疇很容易弄混：“波普”“戲仿”“無厘頭”“怪咖”等等。坎普與波普很不同，沃霍爾、王廣義、張曉剛等人的波普，形式上嬉皮賴臉，很像坎普，但波普並不反諷，而是直接諷刺。桑塔格認為波普“更單調、更枯燥、更嚴肅、更冷淡，最終是虛無主義的”。[1](p339)而坎普實際上很熱情地，甚至過分熱心地表現一件事。波普有點憤世嫉俗，強調批評的鋒芒，而坎普的處理，最後讓人感到一種溫暖。

坎普也與戲仿不同，戲仿的目的在推翻權威樣式，針對的目標很清楚，例如《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而坎普是一種溫柔的尖刺，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假模假式”，是認準某種權威的風格，然後做過分，看看到底底色是什麽。戲仿是為了顛覆先文本的權威，是有意做拆臺性的打擊。

與之不同的是電影《瘋狂的石頭》，這是一部絕妙的小制作電影，籍坎普而成功。它拿《碟中諜》《十二怒漢》等一再用的盜竊博物館盜鎮館之寶的套路開玩笑，也取效香港電影警匪電影那些眼花繚亂銀幕巨制程式，卻用一所陳舊的古廟代替了珠光寶氣的皇皇背景。那些套路，其實已經站在可笑的門檻上。坎普索性跨前一步，看看一旦稍微“推過頭一步”，巨片就會搖搖晃晃跌倒。

而中國的換性別電影，已經有點接近“易裝”這個當代美學的敏感問題。濃妝艷抹的男人，是坎普的招牌標記，開心麻花的電影，幾乎每部都有易裝與性別變換，不是每部都成功，因為這個手法太容易玩。至於中國的“女漢子”電影，無論是《杜拉拉升職記》，還是《撒嬌女人最好命》，都不夠坎普。因為中國一向有“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性男性化傳統，要做得“過分”，不是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