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進一步，在氣作為一個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行動範疇層面，它既是一個主要由個體人格心理偏差所導出的社會行動範疇（如“喜歡鬥氣”、“小氣”、“負酒使氣”這些說法所揭示的偏執、狹隘的個體性格特征），又是一個主要由複雜的社會與文化因素所導出的社會行動範疇。


盡管所有這些層面的區分都不是絕對的，每個層面上的因素都會相互影響，但要把氣建構為一個可用於社會科學分析的對象，就必須澄清這些層面的差別。本文所研究的氣，非常明確地定位在以上這三個層面的後一面向，也即對具有中國鄉土社會本色、作為社會行動促動力的氣的研究。

為深入理解氣的中國意蘊，還需簡略地對比西方的相關概念。我們先對西方的相關概念史做一勾勒。西方最早的一個相關概念，應屬柏拉圖的thymos（thumos），其含義有點接近後世所說的“激情”。但這種西方古典意義上的所謂“激情”，是就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而言的。Thymos是人追求尊嚴的內在驅動力，它表現為對欲望的克服，但它本身並不完整，應該受到理性的節制（尼科爾斯，2007：16－30）。

Thymos的語境在現代思想中，發生了兩次重要的變化。第一次變化以霍布斯為代表，他采用了一個新詞passions來取代thymos，把柏拉圖的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變成了理性—激情的二分法，並確立了激情相對於理性的優先地位（Hobbes，1991）。第二次變化發生在18世紀。一方面，理性演化為利益（interest）。因為在霍布斯筆下，激情（passions）雖有奠定現代政制之功，但畢竟是一種危險的、不穩定的東西，需要加以馴服。

按照赫希曼的研究，當時人們認為馴服激情的方式有三種：壓抑或強制；馴化或利用；用相對無害的激情，來抵消和制衡更危險和更具破壞性的激情。西方歷史的發展最後選擇了制衡激情的方式。於是，兼有理性與激情特點的利益，以其恒常性與無害性承擔了制衡激情的重任（Hirschman，1997；成伯清，2009）。


另一方面，激情又演化為情感（emotions，或譯“情緒”）。因為霍布斯筆下的passions以及另一個近義詞affections，其實都源於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因而帶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理性時代所開啟的世俗化過程，開始不斷剝離這些概念的神學色彩，而賦予其更多的哲學色彩，並最終賦予其完全的科學色彩。

於是，passions和affections，先是被sentiment和moral sentiment替代，最終又出現了將所有這些相關概念包攬其中的emotions.“情感”（emotions）這個概念最初由休謨在《人類理解論》中提出，而後經過布朗（Thomas Brown）、斯賓塞、達爾文等人的發展，最終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心理學原理》中得到了最後的確認：即對特殊刺激產生的機體變化的知覺（Dixon，2003：20－25）。

盡管西方思想經歷了種種複雜的變化，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兩條貫穿其中的基本線索。一條是理性與情感的分疏。無論是古典的三分法還是現代的二分法，都強調理性與激情之別、利益與情感之別。這種思路體現在社會行動分析上，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把理性行動與情感行動劃分開的韋伯社會理論；更具體地，體現在社會運動理論上，就是情感動員範式與資源動員範式的交替出現（參見趙鼎新，2005）。

而在中國人這里，氣化身心而歸於一體，理性行動與情感行動，常常是以一種渾然一體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另一條基本線索，是西方現代性思想中的原子論色彩。霍布斯最早奠定了激情在現代西方社會的指向——自我保存。


在國家層面，所謂“用野心來對抗野心”（漢密爾頓等，1980：364）的思路，最後成功地落實在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在社會層面，社會行動者的激情更多體現為，為個人權利和利益而鬥爭。而與此相對的是，中國社會具有濃厚的倫理本位、關係本位的特點，這也是面子和人情在中國社會具有特殊意義之所在。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所謂“權利”的含義與西方特別是英美傳統迥然有別（Perry，2008）。

本文以氣為研究視角，即旨在克服社會行動研究中理性與情感的對立，以及權利本位的原子論色彩。在研究主題上，本文是一項沒有前例的探索，不過，在分析材料上，華人本土心理學家已嘗試了一些將具有中國文化味道的概念，用於日常生活分析的方法。

比如，李敏龍與楊國樞（1998）曾通過歷代流傳的諺語，來理解中國人的“忍”的內涵，這直接啟發了本文。因為，要借助正史來研究鄉土社會的小傳統是非常困難的。不少地方誌雖提及民眾的氣，卻頗多官方意識形態的偏見，充斥著諸如“負氣好鬥”、“尚氣好爭”、“戾氣獷悍”的評價（徐忠明，2007：11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