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時候有一個說法，叫“改造國民性”。

也許有辦法改造國民性，比如改變教科書內容曾改變了清末民初的讀書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國”，是個穩妥可行的辦法，只是中國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過讀書改造了自己的“國民性”的大部分讀書人，又書生氣太重，胸懷新“禮”性，眼裏揉不進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導革命。

我在雲南的時候，每天扛著個砍刀看熱帶雨林，明白眼前的這高高低低是億萬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樣也不能少，遷一草木而動全林，更不要說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內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壞後不能恢復，道理都就在這裏。

我後來躺在草房裏也想通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一廂情願，而且它們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系都不是，皮、毛到底還是可以分開的。

糟粕、精華是一體，世俗社會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們由語言而轉化的分別智。

魯迅要改變國民性，也就是要改變中國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後的絕望和孤獨，就在於以為靠讀書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實，非常非常難做到，悲劇也在這裏。

所謂悲劇，就是毀掉英雄的宿命，魯迅懂得的。但終其一生，魯迅有喜劇，就在於他批判揭露“禮下庶人”的殘酷與虛偽，幾百年來的統治權力對這種批判總是撲殺的。我在這裏講到魯迅，可能有被理解為不恭的地方，其實，對我個人來說，魯迅永遠是先生。

我想來想去，懷疑“改造國民性”這個命題有問題，這個命題是“改造自然” 的意識形態的翻版，對於當下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意識，我們不妨多讀一點弦外之音。而且所謂改造國民性，含禮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國文化的命運大概在於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處也許就是脫數百年來的禮下庶人，此是我這個晚輩俗人向“五四”並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諸英雄的灑祭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