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賓娜的國家 

薩賓娜理解弗蘭茨對美國的乏味感。他是歐洲的化身：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是法國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蘭茨極其羨慕薩賓娜的國家。無論什麽時候，她談起自己以及國內來的朋友，弗蘭茨聽到“監獄”、“迫害”、“敵方坦克”“移民”、“宣傳品”、“禁書”、“非法展覽”這類名詞，就油然生出一種羨慕加向往的複雜好奇感。 

他對薩賓娜承認：“有個哲學家曾在文章里說我著作中一切論點都是無法驗證的推測，稱我為‘冒牌的蘇格拉底’，我當時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發了一通火。現在一想，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經歷中最大的打擊！是我一生中戲劇性的種種可能的頂峰！我們倆，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兩維，你進入我的生活，就像格列佛進入了小人國的領地。”

薩賓娜給以反駁，她說打擊、悲劇以及戲劇性事件不意味著什麽，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不值得尊敬和羨慕。真正值得羨慕的是弗蘭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靜安寧地獻身於此。 

弗蘭茨搖搖頭：“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越來越多的學生。學生們要拿學位，就得寫—寫學位論文。既然論文能寫天下萬物，論文題目便是無限。那些寫滿字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里。即使在萬靈節，也沒有人去光顧他們。文化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就是貴國的一本禁書比我們大學中滔滔萬卷宏論意義大得無比的原因。”

從這種精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弗蘭茨對革命的軟弱性。他最開始同情古巴，然後同情中國，被這些國家的殘酷嚇壞了後，只得嘆口氣，沈入文字的海洋，沈入沒有分量亦遠離生活的詞句。他成了日內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沒有示威遊行），在一連串的克制中（無女人亦無遊行的孤獨），他發表了好些學術專著，都獲得了可觀的贊揚。後來有一天他遇到了薩賓娜。她是個新的發現。她來自一片土地，那里革命的幻覺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東西還存留著：廣闊的生活，冒險的生涯，敢作敢為，還有死的危險。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糟糕的是薩賓娜對這出悲劇並不喜愛。“監獄”、“迫害”、“禁書”、“佔領”、“坦克”一類詞是醜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唯一使她感覺甜美引起思鄉之情的詞，是“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