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知道，群體很容易產生出偏執與專橫的情緒，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起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

由革命黨人所掀起的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這場典型的群體狂熱事件中，群體的另外一項重要特性也得到了驗證。

這項特性就是——群體渴望強權！

群體總是對強權俯首貼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

因為在他們看來，仁慈心腸只不過是軟弱可欺的代名詞。

在非洲的墾荒過程中，兩名工會活動分子被從英國派來協助土著工人。他們的動作十分迅速，在到達幾天之後，當地的農業工人就為了聲援碼頭工人而舉行了罷工，另外，農業工人還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夥食的要求。他們甚至還讓營地的一些建築物起火，並且自行武裝起來，設立路障來阻止歐洲人接近海岸。

這些人絕沒有想到，蘇格蘭工人中有一位令人敬畏、聲如洪鐘的家夥，當他發現道路被罷工者切斷，就從他的車上一躍而下，用蓋爾語大聲謾罵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這個突如其來的陌生人及其野蠻的語言攻擊嚇呆了，他們立即丟下武器逃掉了。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然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群體從來都不會聽命於溫和，而是只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

這個道理，早在1795年的10月裏，就被拿破侖?波拿巴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在這個月裏，奉命鎮壓騷亂的他，破天荒地發明了大炮的平射技術，將大炮的炮口對準了自己的同胞，那天清晨，一聲令下之後，炮彈已經上膛的大炮，就開始向“黑壓壓的畜群”轟擊。

這段射程很近，足可以一次致命，然而當第一排炮打出之後，並沒有將所有的人都炸死。有的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條腿；有的被炸開了腹腔，卻還一息尚存；有幾個命好的人甚至沒有受傷。
於是拿破侖的弟弟呂西安調集了一隊擲彈兵沖進議院，將那些議員們逮捕起來，剩下的議員們一致同意選舉拿破侖為法蘭西第一執政。

群體永遠都在渴望著強權。

他們喜歡的英雄，要永遠像凱撒一樣威嚴而殘酷。他的權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他們甚至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雕像。

而當這樣的專制者失去了權力時，群體又會在轉眼之間面目大變。他們並非是有所醒悟。只是因為群體喜歡踐踏被他們剝奪了權力的專制者。

那是因為在失勢之後他也變成了一介乎民。他受到蔑視是因為他不再讓人害怕。

群體隨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對強權低聲下氣！

如果強權時斷時續，而群體又總是被極端情緒所左右，它便會表現得反覆無常，時而無法無天，時而又卑躬屈膝。正像大革命中所表現得那樣。

群體常常呼喚變革，但那只是表面的現象而已。

在這件事情上令我們上當的，不過是群體那超乎尋常的暴力傾向和破壞力，而這種反叛、破壞以及殺戮的行為總是十分短暫的。

因為群體在做出這種行為之前，根本不會有什麽策劃。而他們極端情緒化的感情來的快去得也快，這就他們在刺激因素的影響下如狂飆席卷，但最終卻仍然要回歸安寧，回歸到初始的生活狀態中。

當群體步入這種無頭蒼蠅一樣的狀態之後，它們很快就會陷入迷失。

因此，只要對它們撒手不管，它們很快就會對混亂感到厭倦，本能地變成奴才。

拿破侖?波拿巴再一次為我們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在他上台之後，他壓制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鐵腕有切膚之感時，那些向他發出歡呼，卻是那些原本最激進，最桀驁不馴的雅各賓派革命黨人。

事實上，如果我們知道群體最終會回歸保守，就能夠對歷史和民眾革命有全新的認識。.

群體可能會渴望著改朝換代，為此這樣的變革，他們甚至不惜發動暴力革命，然而革命並非是為了改變深層的東西，只是群體發泄情緒的手段而已。

因此，群體的多變與極端，只能對一些表面的事情產生影響，其實它們就像原始人一樣，有著堅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群體對一切傳統事物、傳統制度，都有著絕對的迷戀與崇敬；它們對一切有可能改變自身生活基本狀態的新事物，有著根深蒂固無意識的恐懼。

假如在發明蒸汽機和鐵路的時代，民主派能夠掌握有今天這樣的權力，那麽這些發明便永遠也不可能實現，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價，通過不斷殺戮和革命來完成。

這一點在法國大革命中表現的尤為突出，由於科學被看成是貴族政治，發現了氧氣的天才化學家拉瓦錫也因此被送上了斷頭台，永久地喪失了呼吸氧氣的權利。

當雅各賓派的血腥統治被終結後，熱月黨人意味深長地做出了這樣的評價：“雅各賓派認為知識是自由的敵人，而科學則是貴族政治，如果他們的統治足夠長而且放開膽子去幹的話，他們就會燒毀圖書館，殺掉所有的學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正因為如此，對於文明的進步而言，最值得慶幸的一點就是，只是在偉大的科學發明和工業出現之後，群體才開始掌握了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