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第九章·自然發展和社會效率作為教育目的

三、文化作為目的

 社會效率的目的是否和文化的目的相一致，取決於以下這些考慮。文化至少是某種素養的東西，某種成熟的東西；它與粗俗和粗野是對立的。當“自然”等同於這種粗野狀態時，文化就是和所謂自然發展相對立的。所謂文化，也是某種屬於個人的東西；文化是培養觀念、藝術和廣泛的人類興趣的鑒賞能力。如果效率就是狹隘的行動，而不活動的精神和意義，那麽文化就和效率對立。如果我們能註意一個人的獨特性——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麽不能測量的東西，就不能稱個人。無論我們稱為文化或人格的怎樣完全發展，結果都是和社會效率的真正意義一致的。與個性相反的東西就是平庸，就是平均標準。當我們發展特異的品質時，就能形成特異的人格，並對社會服務作出更大的貢獻，這種個人的貢獻超出物質商品數量上的供應。因為，一個社會，除非構成這個社會的各個成員具有良好的個人品質，否則有什麽值得為它服務的呢？

 有人反對人格對社會效率的重大價值，這是嚴格劃分尊卑的產物。在封建社會，高貴者有時間和機會發展自己成為人；卑賤者受到限制，專為高貴者提供外部產品。一個號稱民主的社會，如果仍用產品或產量來衡量社會效率作為理想，就是接受貴族社會所特有的貶低群眾的傳統，並把它繼續下去。但是，如果民主主義具有道德的和理想的含義，那麽就要求每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同時，給每個人發展特殊才能的機會。個人發展和社會效率這兩個教育目的分開，是對民主主義的致命打擊；采用比較狹隘的效率，就喪失效率的正當理由。

 效率的目的（像任何其他教育目的一樣），必須包括在經驗的過程之中。如果我們用有形的外部產品來度量效率，而不是用獲得很有價值的經驗來度量效率，那麽效率的目的就變成物質主義的了。我們發展有效率的人格，可能獲得產品，但是，嚴格地說，這種結果只是教育的副產品：這種副產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重要的，但無論如何，它們是副產品。提出一個外部的目的，就會加強把文化視為某種純粹“內在”的東西的錯誤概念。完善“內在”人格的概念，是社會階級分化的明確標志。所謂內在的，不過就是和別人沒有聯系的東西——這種東西不能自由地和全面地互相傳達。所謂精神文化，所以常是無用的東西，是某種腐朽的東西，正是因為這種東西常被人認為是一個人可以內部占有的東西——因此僅是某些人專有的。一個人成為什麽人，看他在和別人聯合生活中，在和別人自由交往中是什麽人。有了這種認識，就不會誤解效率和文化，不至把效率理解為為別人提供產品，把文化理解為少數人所專有的文雅和修飾。

 無論何人，不論是農民、醫生、教師或學生，如果不知道他所造成的對別人有價值的東西只是有內在價值的經驗過程的副產品，他就沒有領會他的職業。為什麽有人認為一個人必須在以下兩種情況中作出選擇：是犧牲自己去做有益於別人的事情呢？還是犧牲別人，以求達到自己獨有的目的呢？實際的情況是，因為這兩種事情沒有一件是能夠持續進行的，我們就想出一種折衷的辦法，兩方面交替進行。一個人輪流嘗試兩件事中的一件事。世界上有許多公開聲稱的精神的和宗教的思想，強調自我犧牲和精神的自我完善這兩個理想，而不是大力反對這種生活的二元論，沒有比這更大的悲劇了。這種二元論已根深蒂固，不易推翻。由於這個原因，目前教育上的一個特殊任務，就是爭取達到這樣一個目的，使社會效率和個人修養是同義詞，而不是彼此對抗。

提要

 一般的或概括的目的，只是研究特殊的教育問題的觀點。因此，要檢驗任何大的目的敘述有何價值，就要看這個目的能否迅速地前後一致地轉化為另一個目的所提出的進行程序。我們曾經應用這種檢驗方法研究三個一般的目的：①按照自然發展；②社會效率；③文化或個人精神財富。每一次檢驗我們都發展，如果這些目的的敘述不全面，就會互相沖突。自然發展的目的如果敘述不全面，會把所謂自發的發展中的原始的能力作為最終目標。根據這個觀點，凡是使這種能力對別人有用的訓練，乃是變態的強制行為；凡是通過審慎的教育深刻地改變這種能力的訓練，乃是起敗壞作用的訓練。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所謂自然的活動就是天賦的活動，這些活動只有通過使用才能發展，那麽在使用中進行教育，沖突就消失了。同樣，如果社會效率是指對別人外部的服務，這種目的必然和豐富經驗意義的目的相反；如果文化是指導心智的內部優雅，就和社會化的傾向相反。但是，社會效率作為教育目的，應該指培養自由地和充分地參與共同活動的能力。雖然這種參與能促進文化的修養，但是沒有文化，這種參與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沒有學問——不先獲得較為廣闊的觀點，來觀察他們所不知的事物，他就不能和別人交往。文化就是不斷擴大一個人對事物意義的理解的範圍，增加理解的正確性的能力，也許沒有比這更好的文化的定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