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質旅行並非地質普查和勘探

正式的野外地質工作（即礦產地質勘查），一般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作初步的地質調查研究，簡稱普查。它的任務是根據規章在地質調查基礎上，達到某種目的，比如找尋礦產、發現地下水或確定構造部位（特別是勘探石油所需要的）的線索，為下一步工作做好準備，以便有的放矢。後期的工作，是在選定某個有意義的礦產地後，深入進行地質工作，通過打鑽、挖槽，揭示礦體（或其他項目）的形態、範圍、含礦性等等，為正式開採礦體提供可靠的資料依據，這一階段的工作，簡稱為勘探。所以普查和勘探是正式野外地質工作的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重要步驟，每一位地質工作者都必須掌握。

一般來說，地質旅行達不到普查或勘探的預期效果，這是因為地質旅行最多只能在某地穿越一條或幾條交通方便的路線，所獲得的材料只限於「線的概念」，而且它又不是按正規的路線、地質的規範進行工作，所以，旅行所至，只能得出些簡單的認識。也就是說，地質旅行代替不了地質普查，更代替不了地質勘探。

不過，話得說回來，地質旅行往往有啟發性作用，通過偶然性，揭示地質特點的必然性。由於地質旅行機動靈活，工作富有探索性，偶有發現，能以小見大，由此及彼，具有舉一反三的效果。所以，正式的地質普查或勘探工作開展之前，對於地質旅行中獲得的地質資料也不能忽視。比如在許多人跡罕至、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沙漠、高山、草原地區，不可能在一開始就動員龐大的隊伍投入工作，只能先派小組或小分隊，帶上必要的交通工具和生活資料，像探險隊那樣地不按規範穿越一條或幾條路線，為開墾地質的處女地而搜索前進。這樣的地質旅行，正是正式地質工作大規模開展之前的必要步驟。

四、地質旅行與地學研究的關係

古人有所謂「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說的是在旅遊中學習各種知識，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或專題研究的能力，並稱之為「遊學」。推而廣之，地質旅行與學術研究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在近代地質學尚未問世的時候，有意識地作地質旅行的學者是不存在的，不過，在他們「宦游」或「遊學」的過程中，搜集到有關地質科學的一鱗半爪，並進而予以記敘或論述的事例則是常見的。也許可以這樣認為：這些古代學者的片言隻語，也算是地質旅行的萌芽吧！

現在，讓我們舉幾個主要的例子作為借鑒。

酈道元（466或472？—527），河北涿州人，幼年時，隨著做官的父親來到山東，從小酷愛大自然，年長以後，特別留心於河道溝渠的分佈和通塞情況的考察。做官以後，遊歷的地方更多了，仍不斷注意觀察各地的地理、水文情況，收集了大量實際資料，終於寫成名著《水經注》。書中不僅糾正了以往有關我國河道發源、流向、流域等的錯誤記載，而且涉及到了許多有關地質學的問題。

例如《（氵＋上晶下糸）水注》中描述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南的火山和溫泉等自然景觀時寫道：「火山西溪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熱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伙井東五六尺（1尺＝0.3333米，全書同），又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燃，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

如果把這段文字當作地質旅行的記錄來讀，亦未嘗不可也。現在，雖然當地火山已經熄滅，但當地留下15座火山錐地貌，孤立突兀於平原之上，全由玄武岩構成，屬內蒙古高原火山區邊緣部分。由此幫助我們瞭解了1400多年以前晉北地區的火山活動及其地貌特徵，是研究我國境內火山活動的難得文獻。

在同一文中，酈道元還提到「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可見，大同煤礦在當時已經發現，或許早被人們開採利用了。

《水經注》裡還有化石產地的記載：「石燕山（今湖南祁陽）有石蚶而狀燕，因以山名。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雷風相薄，則石燕群飛，頡頏如真燕矣！」在這段文字中，記載的腕足動物化石——石燕的產地是正確的。湘中泥盆紀地層廣泛發育，所含石燕化石甚多。不過，他所說的石燕遇雷風而飛，則不可信，大概是岩層露頭久經風化以後，當雷雨大作時，狂風捲過，將石燕吹落下來的形象描述。

至於酈道元對長江三峽、黃河三門峽的描述，不僅地貌形態逼真，而且文字優美動人，不失為地質旅行實錄之華章。

沈括（1031—1095），錢塘（今杭州市）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中，精通數學、物理、天文、地質、醫學、氣象等多門類自然科學，對問題的思考具有非凡的天才，取得了輝煌的成果。自23歲起，就開始做官，積極參與王安石的新政活動，經常出京到各地查訪新政推行的情況；出使過遼國，擔任談判邊界問題的代表；還擔任過抗擊西夏入侵的軍事指揮官。直到1088年，57歲時退出仕途，來到京口（今江蘇鎮江），購置夢溪園定居，晚年專心從事著述，完成《夢溪筆談》，書中整理出昔日見聞，記載了許多極有科學價值的資料，其中頗有相當篇幅是地質學方面的記述，具有地質旅行情趣。英國的科學史家李約瑟教授把《夢溪筆談》譽為「中國科學史的坐標」。

例如1070年，他在察訪浙東時，遊覽雁蕩山後記載：「諸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他認為這種地貌特徵是由於山谷受大水沖擊，沙土盡去，導致巨石巋然挺立。如大龍湫、小龍湫、水簾、初月谷等均是水鑿之穴。沈括根據對山底和山頂兩個方面的認真考察，斷定雁蕩山奇峰峭壁的形成是由於流水侵蝕沖刷所致。這一卓越的見解，比歐洲人最先提出流水侵蝕地貌的見解要早600年。至今在雁蕩山龍鼻洞壁上還留有沈括親筆題名的石刻。

公元1080年前後，沈括任陝西（鹿阝）延經略安撫使，帶兵抗擊西夏，駐紮在延州永寧關（今延川縣東南35千米）。一天，他在黃河岸邊深數十尺的土中「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幹相連，悉化為石」。於是他聯想到西北地區氣候乾燥，氣溫寒冷，以致「延郡素無竹」，進而提出疑問，並試圖解釋說：「此入地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今已證實，沈括在文章中所說的竹筍化石屬三疊紀的新蘆木。他由此而推論的古地理與古氣候特點，完全正確。據尹贊勳《我國古生物學之根苗》中的研究，沈括的見解較之歐洲最早的同類見解的提出者達·芬奇要早400年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