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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總講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麽都有，端看你要什麽。比如你可以訂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書，很快就來了，端看你訂不訂，這怎麽是沙漠？

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來的內地人，保持著自己帶去的生活方式，於是在內地已經消失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裏。

你們若是喜歡看香港電影，不知道了不了解香港是沒有電影學院的。依我看香港的電影實在令人驚奇。以香港的人口計算，香港好演員的比例驚人。你們看張曼玉，五花八門都演過，我看她演阮玲玉，裏弄人言前一個轉身，之絕望之鄙夷之蒼涼，柏林電影獎好像只有她這個最佳女演員是給對了。

香港演員的好，都是從世俗帶過來的。這就像以前中國電影演員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揮、趙丹、上官雲珠、李緯的好，也是從世俗帶過來的。現在呢，《阿飛正傳》這種電影，也只有香港才拍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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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讀書人對世俗的迷戀把玩，是有傳統的，而且不斷地將所謂“雅”帶向俗世，將所謂“俗”弄成“雅”，俗到極時便是雅，雅至極處亦為俗，頗有點“前‘後現代’”的意思。不過現在有不少雅士的玩兒俗，一派“雅”腔，倒是所謂的媚俗了。

你們若有興趣，不妨讀明末清初的張岱，此公是個典型的迷戀世俗的讀書人，葷素不避，他的《陶庵夢憶》有一篇“方物”，以各地吃食名目成為一篇散文，也只有好性情的人才寫得來。

當代的文學家汪曾祺常常將俗物寫得很精彩，比如鹹菜、蘿蔔、馬鈴薯。古家具專家王世襄亦是將鷹，狗，鴿子，蛐蛐兒寫得好。肯定這些，寫好這些，靠的是好性情。

中國前十年文化熱裏有個民俗熱，從其中一派驚嘆聲中，我們倒可以知道雅士們與世俗隔絕太久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雅士去關懷俗世匠人，說你這是藝術呀，弄得匠人們手藝大亂。

野麥子沒人管，長得風風火火，養成家麥子，問題來了，鋤草，施肥，滅蟲，防災，還常常顆粒無收。對野麥子說你是偉大的家麥子，又無能力當家麥子來養它，卻只在客廳裏擺一束野麥子示雅，個人玩兒玩兒還不打緊，“兼濟天下”，恐怕也有“時日何喪”的問題。

我希望的態度是只觀察或欣賞，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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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世俗中的卑陋醜惡來質問，我也真是無話可說。

說起來自己這幾十年，惡的經驗比善的經驗要多多了，自己亦是爬滾混摸，靠閃避得逞至今。所謂“俗不可耐”，覺到了看到了也是無可奈何得滿胸滿腹，再想想卻又常常笑起來。

揭露聲討世俗人情中的壞，從《詩經》就開始，直到今天，繼續下去是無疑的。

中國世俗中的所謂卑鄙醜惡，除了生命本能在道德意義上的盲目以外，我想還與幾百年來“禮下庶人”造成的結果有關，不妨略說一說。

本來《禮記》中記載古代規定“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講的是禮的適用範圍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寬松變通的余地，常保生機。

孔子懂得這個意思，所以他以仁講禮是針對權力階層的。

戰國時代是養士，士要自己推薦自己，尚無禮下庶人的跡象。

西漢開始薦舉，薦舉是由官員據世俗輿論，也就是“清議”來推薦新的官員，這當中還有許多重要因素，但世俗輿論中的道德評判標準，無疑是薦舉的標準之一。漢代實現“名教”，“清議”說明“名教”擴散到俗世間，開始禮下庶人。漢承秦制，大一統的意識形態是否促進了禮下庶人呢？

魏晉南北朝的臧否人物和那時的名士行為，正是對漢代延續下來的名教的反動。

從記載上看，隋唐好一些。

禮下庶人，大概是宋開始嚴重起來的吧，朱熹講到有個老太太說我雖不識字，卻可以堂堂正正做人。這豪氣正說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實庶人不必有禮的“堂堂正正”

，俗世間本來是有自己的風光的。

明代是禮下庶人最厲害的時候，因此貞節牌坊大量出現，苦貞、苦節，荼害世俗。晚明讀書人的頹風，或李贄式的特立獨行，亦是對禮下庶人的反動。

清在禮下庶人這一點上是照抄明。王利器先生輯錄過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分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會輿論”三部分，僅這樣的分法，就見得出禮下庶人的理路。略讀之下，已經頭皮發緊了。

民國初年的反“吃人的禮教”，是宋以後禮下庶人的反彈，只不過當時的讀書人一竿子打到孔子。孔子是“從周”的，周是“禮不下庶人”的。我說過了，被誤會的總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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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不上大夫”是維護權力階層的道德尊嚴，這一層的道德由不下庶人的禮來規定執行。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非常謹慎，看來他對禮並非全盤掌握，可見禮的專業化程度，就像現在一個畫家進到錄音棚，雖然也是搞藝術的，仍要“每事問”。孔子大概懂刑，所以後來做過魯國的司寇，但看他的運用刑，卻是防患於未然，有兵家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意思。

先秦以前世俗間本來是只靠刑來治理，所謂犯了什麽刑條，依例該怎麽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反對當時晉的趙簡子將刑條鑄在鼎上公之於眾，看來刑的制定和彜器，規定是不讓“民”看到而知之。

大而言之，我體會“禮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區隔。刑條之外，庶人不受權力階層的禮的限制，於是有不小的自為空間。禮下庶人的結果，就是道德區隔消失，權力的道德規範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難過了。

解決的方法似乎應該是刑既上大夫也下庶人，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禮呢，則依權力層次遞減，也就是越到下層越寬松，生機越多。

你們看我在這裏也開起藥方來，真是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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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讀書人總免不了要開藥方，各不相同。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正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有戲劇性場面的那段時期，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抄家，揪鬥走資派，著名的街道改換名稱。一天中午，我經過西單十字路口，在長安大戲院的旁邊有一群人圍著，中國永遠是有人圍著，我也是喜歡圍上去搞個明白的俗人，於是圍了上去。

原來是張大字報，寫的是革命倡議，倡議革命男女群眾夏天在遊泳池遊泳的時候，要穿長衣長褲，是不是要穿襪子記不清了，我記得是不需要戴帽子。

圍著的人都不說話，好像在看一張訃告。我自己大致想象了一下，這不是要大家當落湯雞嗎？

遊泳穿長衣的革命倡議，還沒有出幾百年來禮下庶人的惡劣意識，倒是圍著的人的不說話，有意思。

像我當時那樣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你不提穿長衣遊泳，我倒還沒有想到原來是露著的，這樣一提，真是有魯迅說的“短袖子”的激發力。我猜當時圍著的成年人的不說話，大概都在發揮想象力，顧不上說什麽了。我想現在還有許多北京人記得西單的那張大字報吧？

丹麥的安徒生寫過一篇《皇帝的新衣》，我們不妨來篇《禮下庶人的濕衣》。

我在美國，看選舉中競選者若有桃色新聞，立刻敗掉，一般公民則無所謂，也就是“禮不下庶人”的意思。因此美國有元氣的另一個特點是學英雄而少學聖賢。我體會西方所謂的知識分子，有英雄的意思，但要求英雄還要有理性，實在太難了，所以雖然教育普及讀書人多，可稱知識分子的還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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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時候有一個說法，叫“改造國民性”。

也許有辦法改造國民性，比如改變教科書內容曾改變了清末民初的讀書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國”，是個穩妥可行的辦法，只是中國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過讀書改造了自己的“國民性”的大部分讀書人，又書生氣太重，胸懷新“禮”性，眼裏揉不進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導革命。

我在雲南的時候，每天扛著個砍刀看熱帶雨林，明白眼前的這高高低低是億萬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樣也不能少，遷一草木而動全林，更不要說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內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壞後不能恢復，道理都就在這裏。

我後來躺在草房裏也想通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一廂情願，而且它們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系都不是，皮、毛到底還是可以分開的。

糟粕、精華是一體，世俗社會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們由語言而轉化的分別智。

魯迅要改變國民性，也就是要改變中國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後的絕望和孤獨，就在於以為靠讀書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實，非常非常難做到，悲劇也在這裏。

所謂悲劇，就是毀掉英雄的宿命，魯迅懂得的。但終其一生，魯迅有喜劇，就在於他批判揭露“禮下庶人”的殘酷與虛偽，幾百年來的統治權力對這種批判總是撲殺的。我在這裏講到魯迅，可能有被理解為不恭的地方，其實，對我個人來說，魯迅永遠是先生。

我想來想去，懷疑“改造國民性”這個命題有問題，這個命題是“改造自然”的意識形態的翻版，對於當下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意識，我們不妨多讀一點弦外之音。而且所謂改造國民性，含禮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國文化的命運大概在於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處也許就是脫數百年來的禮下庶人，此是我這個晚輩俗人向“五四”並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諸英雄的灑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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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既無悲觀，亦無樂觀，它其實是無觀的自在。

喜它惱它都是因為我們有個“觀”。以為它要完了，它又元氣回復，以為它萬般景象，它又懨懨的，令人憂喜參半，哭笑不得。

世俗總是超出“觀”，令“觀”觀之有物，於是“觀”也才得以為觀。

我講來講去，無非也是一種“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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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觀過了世俗，再來試觀中國小說。

“五四”以前的小說一路開列上去不免羅嗦，但總而觀之，世俗情態溢於言表。

近現代各種中國文學史，語氣中總不將中國古典小說拔得很高，大概是學者們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說史在心中比較。

小說的價值高漲，是“五四”開始的。這之前，小說在中國沒有地位，是“閑書”，名正言順的世俗之物。

做《漢書》的班固早就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話“是以君子弗為也”，意思是小人才寫小說。

我讀《史記》，是當它小說。史是什麽？某年月日，誰殺誰。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殺”為“弒”，弒是臣殺君，於禮不合，一字之易，是為“春秋筆法”，但還是史的傳統，據實，雖然藏著判斷，但不可以有關於行為的想象。

太史公司馬遷家傳史官，他當然有寫史的訓練，明白寫史的規定，可你們看他卻是寫來活靈活現，他怎麽會看到陳勝年輕時望到大雁飛過而長嘆？鴻門宴一場，千古噱談，太史公被漢武帝割了卵子，心裏恨著劉漢諸皇，於是有傾向性的細節出現筆下了。

他也講到寫這書是“發憤”，“發憤”可不是史官應為，卻是做小說的動機之一種。

《史記》之前的《戰國策》，也可作小說來讀，但無疑司馬遷是中國小說第一人。同是漢朝的班固，他的功績是在《漢書》的《藝文誌》裏列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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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晉的誌怪誌人，以至唐的傳奇，沒有太史公不著痕跡的布局功力，卻有筆記的隨記隨奇，一派天真。

後來的《聊齋誌異》，雖然也寫狐怪，卻沒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齡則是請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東人，說和寫鬼怪，當代中國一絕，在他的家鄉高密，鬼怪就是當地世俗構成，像我這類四九年後城裏長大的，只知道“階級敵人”，哪裏就寫過他了？我聽莫言講鬼怪，格調情懷是唐以前的，語言卻是現在的，心裏喜歡，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卷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裏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於是再趟到水裏，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復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這是我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因此高興了很久，好像將童年的恐怖洗凈，重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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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還有和尚的“俗講”，就是用白話講佛的本生故事，一邊唱，用來吸引信徒。我們現在看敦煌卷子裏的那些俗講抄本，見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說初型。

宋元時候，“說話”非常發達，魯迅說宋傳奇沒有創造，因有說話人在。

不過《太平廣記》裏記載隋朝就有“說話”人了，唐的話本，在敦煌卷子裏有些殘本，例如有個殘篇《伍子胥》，讀來非常像現在北方的曲藝比如京韻大鼓的唱詞，節奏變化應該是隨音樂的，因為有很強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說話人百名，不少還是婦女，而且組織行會叫“書會”。說話人所據的底本就是“話本”。

我們看前些年出土的漢說書俑，形態生動得不得了，應該是漢時就有說書人了，可惜沒有文字留下來，但你們不覺得《史記》裏的“記”“傳”就可以直接成為說的書，尤其是《刺客列傳》？

宋元話本，魯迅認為是中國小說史的一大變遷。我想，除了說話人，宋元時民間有條件大量使用紙，也是原因。那麽多說話人，總不能只有一冊“話本”傳來傳去吧？

漢《樂府》可唱，唐詩可唱，我覺得宋詩不可唱。宋詩入理，理唱起來多可怕，好比文化大革命的語錄歌，當然語錄歌是觀念，強迫的。宋詞是唱的。

中國人自古就講究說故事，以前跟皇帝講話，不會說故事，腦袋就要搬家。

春秋戰國產生那麽多寓言，多半是國王逼出來的。

王蒙講了個《稀粥的故事》，有人說是影射，鬧得王蒙非說不可，要打官司。其實用故事影射，是傳統，影射得好，可傳世。

記得二十年前在鄉下的時候，有個知青早上拿著短褲到隊長那裏請假，隊長問他你請什麽假？他說請例假吧。隊長說女人才有例假，你請什麽例假！他說女人流血，男人遺精，精、血是同等重要的東西，我為什麽不能請遺精的例假？隊長當然不理會這位山溝裏的修辭家。

我曾經碰到件事，一位女知青恨我不合作，告到支書面前，說我偷看她上廁所。支書問我，我說看了，因為好奇她長了尾巴。支書問她你長了尾巴沒有？她說沒有。

鄉下的廁所也真是疏陋，對這樣的誣告，你沒有辦法證明你沒看，只能說個不合事實的結果，由此反證你沒看。幸虧這位支書有古典明君之風，否則我只靠“說故事”是混不到今天講什麽世俗與小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