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3)

這些情況以及其後之發展在我當時的處境自然不會了解,同時也不會是大陸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問題。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開始有所反思,我們要搞清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不可能割斷歷史的,港臺的知識界60年代也對此提出了問題,不少人感興趣的是怎樣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找到接榫之處。說明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並更新了“傳統”。 

就我個人來說,我受到的教育是從清末民初所謂新學開始的,這個新的學校制度是針對舊的科舉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興起的。我的父親是最後一科的秀才,科舉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後,他被選送到日本去留學,學教育。回來後就搞新學,辦了一個中學。我母親創辦了縣里第一個蒙養院,我從小就是在這個蒙養院里邊長大的,所以我沒有進過私塾,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連《三字經》、《百家姓》也沒有唸過。

我唸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務印書館的小學課本,是新學的東西。不用面壁背書、坐冷板凳,還可以唱歌做遊戲。初小後進入私人辦的私學,也是由留學生辦的新學。接著上了教會辦的大學,從東吳轉到燕京,又進了清華研究院,再去英國留學,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新學”教育。父母主張新學,不要舊的一套,在兒女身上不進行舊式的教育。所以我缺少了從小接受國學教育這一段,國學的根子在我身上並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觸過程中,在我本人並沒有感到嚴重的矛盾。

這一點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們是受中國文化培養成長的,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由於他們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而對中國文化的長處有親切的體驗,甚至有歸屬感。所以他們的基本立場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認同”。如陳寅恪先生講“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錢穆先生說“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像他們這樣的學者是無法接受“進步”和“落後”的簡單二分法的,他們求新而不肯棄舊,這在當時的潮流中不免陷入嚴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70歲時重新開始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進入了第二次學術生命,當時預計還有10年的工作時間,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還能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多做些工作。我學習社會學、人類學的基本態度就是“從實求知”,首先對於自己的鄉土文化要有所認識,認識不是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為了改造它,正所謂“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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