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3)

如晉文公的興起和稱霸的故事,這是《左傳》中的重大事件。作者寫他在流亡各國中所受到的禮遇和非禮之遇,接著寫“晉楚城濮之戰”。那麽,晉文公重耳為何能獲得城濮之戰的勝利,成為五霸中勢力較強的一霸?《左傳》在描寫晉楚城濮之戰之前,就先講戰事是由楚國圍宋、宋求救於晉開始的。這時候作者通過回敘,說晉公子重耳經過19年的流亡,回國獲得君位。僅過了兩年,就想用兵。子犯曉之以理,提出先要教導民要“知義”、“知信”、“知理”,然後才能獲得民心,形成力量,最後才可用兵。晉文公重耳一一照辦,終於富國強兵,這才能在晉楚城濮之戰中獲得勝利,奠定了稱霸的基業。這就給整個城濮之戰晉國用兵取勝從原因上作出了一個整體的解說。或者說,就是給城濮之戰這個關係到戰國新局面形成的故事注入了情節的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左傳》為了強調晉文公重耳終成霸業的原因,還兩次借對手楚成王之嘴作出解釋。第一次是在“重耳出亡始末”中,重耳到了楚國,楚臣子玉要殺重耳。楚成王不同意,說:“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理。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3] (P409)第二次是在城濮之戰進行過程中,楚成王在晉文公退避三舍之後,感到了晉國軍隊的壓力,他退入自己管轄之地,又命令申叔離開穀,子玉離開宋,並說:“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誌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誌者,晉之謂矣。”[3] (P456)楚成王的這兩次分析,似乎是在關鍵時刻,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實際上是作者有意用對手的分析,從宏觀上說明晉文公興起和稱霸的大背景和根本原因,這里的因果關係是作者著力之筆,不可不察。 

不僅如此,從僖公二十四年、僖公二十七年、僖公二十八年,從“重耳流亡始末”到“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興起整個過程的描寫,又從微觀的角度,用許多看似遊離故事主幹的細節描寫,來解釋晉文公終成霸業的原因。

[3]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第1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原題:童慶炳:中國敘事文學的起點與開篇——《左傳》敘事藝術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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