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與科學相矛盾的是宗教而不是宗教感

把宗教感與宗教區別開來，對宗教感作上述理解，杜威認為就可以化解近代以來日盛一日的信仰與知識、神學與科學的矛盾。

從大的方面來說，杜威認為對宗教感和理想-現實關系的上述理解所依賴的動態的豐富的自然觀和經驗觀，本身就是由現代科學所提供的。“古典哲學總是企圖證明：理想已是而且永遠是實在所具有的一種性質。”27在杜威看來，這種觀點是“拙劣無能的感覺和規避責任的欲念兩相結合”的產物，它“使人們渴望有一種理想的或理性的東西，把它當作是我們是欠就占有了現實，並把它當作是我們遇到困難時我們可以在情緒上依賴的東西。”28但現在，杜威認為，“自然科學的所有分支中的突出事實都是：存在著，就是在過程之中。但是，盡管運動和變化的觀念在各門物理科學那里已經家喻戶曉，在民眾心靈當中，在後者對宗教、道德、經濟和政治的理解中，卻影響甚微。”29也就是說，現代科學向我們揭示的總體上的世界圖景，要求我們對一般意義上的理想、一般意義上的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做一個全新的理解：不再把理想看作是以形而上學的形式已經存在著的東西，而是把它看作是有待於我們在經驗基礎上、在經驗之流中創造出的新現實。

從小的方面來說，如何用科學方法來考察目的和手段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如何利用現代科學提供的手段來實現我們的目標、如何發現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已經造成了哪些使占有性個人主義這樣的觀念過時的社會變化，也是科學影響價值問題和信仰問題的重要角度。30

對信仰和科學之間的關系作這樣的理解，科學知識的內容和科學研究的方法所挑戰的就只是傳統宗教的信條，而不是理解為“對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種感覺”、“獻身於實現這種可能性的事業的一種態度”的宗教態度。31杜威寫道：

“宗教態度對於任何事實方面的信仰（無論是物理方面的、社會方面的或形而上學方面的信仰）都應該不做任何主張。宗教態度應把這一類的事情留給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們去研究。宗教態度也不要用一些關於價值的固定信仰去代替上述那些關於事實方面的信仰，而只相信現實的可能性以及實現這種可能性的努力才是有價值的。”32

對宗教態度做這樣的理解，為羅蒂的以下說法提供了一些支持：“美國這個民族和她的最出色的哲學家們都提議在政治上我們用希望來取代哲學通常設法獲得的那種知識”；實用主義的核心要求是用‘過去’和‘未來’的區分來取代哲學上的所有概念區分，如現象與實在、相對與絕對、明智與道德等等。33羅蒂明確主張把“希望”與“知識”分開，認為宗教信念中所包含的希望不僅不依賴於宗教知識，而且不依賴於任何世俗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形而上學。羅蒂對《共產黨宣言》和《聖經新約》都給與很高評價，但認為它們的的重要之處不在於這兩份文件據說包含的知識，而在於其中所包含的希望：“有一天，我們將願意並且能夠用尊敬和體貼，用我們對自己最親近的人、最愛的人所具有的尊敬和體貼，來對待所有人類的需要。”34羅蒂認為這兩份文件都表明，“希望常常會采取虛假預測的形式…但對於社會正義的希望，則是一種有價值的人類生活的唯一基礎”。35

但是，考慮到杜威從理想和現實的關系、現實與可能的關系的角度來討論宗教問題和宗教感問題，杜威顯然是肯定科學—研究現實、把握可能、分析現實可能與理想目標之間關系的科學，不僅包括科學的方法，而且包括科學的知識—與信仰和希望的密切聯系的。

當然，杜威在強調科學與信仰的關系的時候，並沒有像哈貝馬斯那樣強調自然科學對於人類及其社會的自我認識所具有的邏輯界限，也不會像哈貝馬斯那樣認為宗教信念—尤其是理性化程度較高的世界性宗教—中包含著一些有必要、或許也有可能轉譯成世俗語言的人的自我理解。36

2005年5月22日上海

注釋：

12001年10月14日哈貝馬斯獲德國書業的和平獎，並做題為“信仰與知識”的講演，2001年12月3日羅蒂獲以一位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者命名的MeisterEckhart獎，並以當代社會中宗教和教會的地位作為其獲獎致詞的主題。哈貝馬斯隨後做題為“DasEntzückenamSchockderDeflationierung”的演講作為賀詞和評論。分別見FrankfurterAllgemeineZeitung次日的報道。

2僅在兩卷《杜威精選》（TheEssentialDewey,editedbyLarryA.HickmanandThomasM.Alexander,IndianaUniversityPress/BloomingtonandIndianapolis,1998）中，就可以找到這樣一些篇名的文章：“WhatIBelieve”(1930),“MyPedagogicCreed”(1897),“ReligionversustheReligious”(1934)。在杜威八十歲時所作著名演講“創造性的民主：我們面前的任務”中竭力提倡的“民主的信仰”（該書第1卷第341頁），可以說是一個貫穿杜威畢生著作的關鍵詞。

3.參見AlanRyan:JohnDeweyandtheHighTideofAmericanLiberalism,W.W.Norton&Company,NewYork/London,1995,19-20.

4JohnDewey：ACommonFaith,YaleUniversityPress(1934)1962,p.9.

5同上書，第10頁.

61901年，另一位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James]也應邀來這里作吉福爾特講演，講演稿以《宗教經驗之種種》為題出版。1998年，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教授應邀作同一個講座，其講稿後來以《當代宗教之種種》為書名出版，但該書的副標題是“重讀威廉·詹姆斯”，對杜威卻只字未提。

7約翰·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系的研究》，傅統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3頁。

8同上。

9同上書，第303頁。

10同上書，第302頁。

11同上書，第310頁。

12同上書，第303頁。

13約翰·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系的研究》，第302頁。

14JohnDewey:ATheoryofValuation,inWritersonEthics:ClassicalandContemporary,editedbyJosephKatz,PhilopNochlinandRobertStover,Princeton,NewJersey,1962,p.601.

15JohnDewey：ACommonFaith,p.18.

16同上書，第16-7頁。

17同上書，第18-9頁。

18同上。

19HilaryPutnam:RenewingPhilosoph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London,England,1998,190.

20JohnDewey：ACommonFaith,p.19.

21見同上書，第17-18頁

22普特南說：“如果說杜威對理智指導人生的限度不像詹姆斯那麽敏感，那麽問題或許在於杜威對人類之善的二元論看法。對杜威來說，人類生活根本上只存在兩個主導向度：社會的向度（對此杜威的理解是為一個更好的世界、更好的社會和人類潛力的釋放而奮鬥）和審美的向度。當有人批評他根本上把人生都只看作社會行動的時候，他能回答的—事實上他也確實這樣回答的—只是，恰恰相反，歸根結底他把所有‘完滿體驗’[consummatoryexperience]看作是審美的。”見HilaryPutnam:RenewingPhilosophy,p.196。普特南的觀點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在生活中我們常常要作出對於我們個人生命意義關系重大的決定，這樣的決定只與獨一無二的我這個有關，而我要決定的並不是“我將得到什麽”—哪怕其含義超過物質功利，而也包括審美體驗，而是“我將成為什麽樣的人”。這樣的決定在普特南看來既不是通過對目的和手段的理性計算而追求功利，也不是借助於藝術想象而追求物我兩忘。

23伯特蘭·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88頁。

24JohnDewey：ACommonFaith,pp.25-26.

25同上書，第53頁。

26同上書，第57頁。

27同上。

28同上。

29JohnDewey:“WhatIBelieve”(1930),inTheEssentialDewey,volume1,p.24.

30關於杜威在這方面觀點的討論，參見拙文：“把事實與價值統一起來的一個嘗試—杜威倫理學論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6期。

31約翰·杜威：《確定性的尋求》，第306頁。

32同上書，第307頁。

33RichardRorty:PhilosophyandSocialHope,PenguinBooks,London&NewYork,1999，24。

34同上書，第202頁。

35同上書，第204頁。.

36JuergenHabermas:“FaithandKnowledge”,inTheFutureofHumanNature,Polity,2003,Cambridge,UK,Malden,MA,USA,pp.101-115.（愛思想網站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