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許倬雲教授 
主持人：陳維昭校長

我看過前幾位演講者的記錄，大概是回憶自己念書的過程，今天我除了跟各位聊聊我念書的過程之外，我還想談自己成長的過程。我覺得自己念書的過程，並不是一個正常的途徑。我沒有上過高中以前的學校，我一開始念的就是高中一年級，因為抗戰時期讓我沒有辦法上學。抗戰時期，我的手腳情形比現在還要不如一些，根本沒有辦法在重慶崎嶇的山地走路，而且有很長一段時候，在逃日本人的追兵，從一個縣到一個縣，每年大概逃兩次難，根本沒有住下來的時候。

我的雙胞胎弟弟許翼雲，十一歲就住在學校裏，他所讀的住宿學校並不是今日有宿舍的學校。抗戰時期的中學生，生活很艱苦。他們必須要自己背著糧食與隨身替換衣服，步行到幾百裏外的學校住下來，有的學校甚至是住在廟裏邊。抗戰勝利，我回到故鄉才開始上學。

我前面一段的學習過程是零零碎碎、斷斷續續的。我第一部念的書是武俠小說；我從八歲開始讀武俠小說，從認識的字不多到最後大概認識的差不多了，我到現在發音還是不準確，因為有很多字是自己琢磨出來的。武俠小說讀完之後，奉父命讀史記。這個途徑也是不正常的；當時我念書主要是依賴姊姊們放暑假回來的時候教我，但是我很容易就忘了。上高中前，我根本沒有英數的基礎。但是高中老師說我的歷史、地理、國文程度都夠，可以不用上其它課，所以我得到了特許，國文、地理、歷史課的時候，我可以算數學，沒有人管我。雖然我可以看數學，但我還得聽課，當老師問我課堂上的問題時，我也要回答，這可以說是一種相當奇怪的上學方式。

我是在高三上學期的時候離開故鄉 - 無錫。離開以後，我知道我的三十個同班同學考上的都是排名前五名的大學。我的母校很開放，它讓我在國文課的時候做數學，讓我可以適性發展，甚至在暑假的時候我們還主動留下來補習，由同學輪番上去講課。在高二的時候，我就跟同學講數學，下了課又互相討論，這樣的學校我相信在台灣的教育制度是不容許的。

我也可以不用上體育課，這當然是因為我身體的關系。當別人在上體育課的時候，我一方面羨慕，一方面也高興可以有時間看自己的功課。其實我對化學也相當有興趣；書本上的知識我學得不錯，但是實驗的時候我就不行了。我的手會抖，做化學實驗是很危險的，這也是我不考理學院的重要原因。我弟弟是讀化工系，他的國文不比我差；我的化學、數學當年大概也不比他差。我這一輩子都沒有死背過課文，在高中的時候也一樣。我想很難再找到一個那麽自由自在的學校以及讓學生隨心所欲的老師；這種教育制度在台灣可能是不存在的。對我來說這樣的教育十分有用。

在台大念書以及在美國讀博士學位期間，有一些我至今非常感激的人和事，我的老師們對我實在很愛護，從大二開始，我常常都是一個人上課。有一門課是在李玄伯先生家裏上課，他晚上六點鐘派三輪車接我到他家裏，除了上課之外還連帶吃點心，這個待遇相當不錯。在台大我上李玄伯先生、董彥堂先生、李濟之先生、林純吉先生與勞貞一先生的課都是一人班的課。在美國我上依利亞的宗教學也是一人班的課，沒有上下課的時間，完全是看老師的時間，老師喜歡上課我就上課，他不喜歡上課那我就離開。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五年的時間，前三年也有大概四、五堂課是上一人班，現在這種待遇大概已經不容易存在了。所以我非常感激老師對我的特別照顧。說是特別照顧，其實也相當的累，因為上一人班你連打瞌睡的機會都沒有；進度比較快，就要念的比較多。我這一生的教育使我常得到一些一般上課得不到的東西，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激這些老師。

我的父親在清朝及民國年間都是海軍將領，在抗戰期間他東奔西跑，他的職務是走在前線的後面、後方的前面。而我也隨父母奔走日本，所以他也可以說是我的老師。他給我的教育就像英國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個懂得歷史的人，他教我有關戰爭史、地理、政治學、外交與語文訓練等等，所以在跟隨他的那段時期，我就好像有個全天侯的老師，隨時可以請教。他每天都會看戰報，或從無線電裏聽大西洋戰爭的情形，然後他會告訴我，大西洋的海戰在哪裏發生、為什麽會發生、雙方的戰爭情況…等等。從中也教了我一些地理知識，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的運氣很好，不過這種機遇恐怕是因為我行動不方便才能得到，這是我特殊的幸運。

至於我為什麽選歷史，當然跟我早期讀書的情形有關系。在我念完武俠小說之後，我父親就指定我讀史記，自此我對歷史的興趣就定了下來。又因為是在抗戰期間，父親非常註意戰事，也給我看了許多古代戰役的經過。他指定我讀宋朝名臣的奏議，最後我還念了《東萊博議》，這些都是有關歷史的文章，對我在歷史方面的性向有極大的影響。此外，因為我高中就讀的學校是在東林書院的旁邊，東林書院派的學風講的是經世致用，例如：如何防守邊疆，怎樣運輸漕運等等。東林書院的學風對我的中學老師有相當的影響，也因此我們在上國文、歷史、地理、公民課的時候，老師講的內容也大多是那一方面的知識與議論使我耳濡目染，也決定了以後的方向。

民國三十八年我投考台灣大學，我投考的是外文系，其實這並不是我自己報名的，而是方東美先生的夫人幫我報名的。他認為我行動不方便，念外文以後可以在家裏翻譯原文書，不用四處奔波，於是我就考了外文系，而且考的也不錯，數學還考了一百分。

讀了一個學期之後，沈剛伯院長、劉崇鈜教務長（也是歷史系的系主任），還有勞先生都說我歷史讀的不錯，要我轉到歷史系，於是我就進了歷史系。轉入歷史系之後，我覺得跟我自己的志願比較符合，也念得比較快樂。

我在外文系一年之中也交了許多朋友，對這些老朋友我也不大舍得離開，所以就常常回外文系讀書，不論選修或旁聽，還是跟著同學一起上，例如：英國文學史、散文、英詩等等。而我們那時候歷史系規定要選修考古人類學系的基本課，所以我在大學、研究所所學的可以說跨了四個系，有歷史系、外文系、考古人類學系及一部份的中文系。在研究所的時候，幾乎都是選人類學系的課。而那個時候研究所的名稱為「文科研究所」，所以我碩士班的同班同學有中文系的陳恩綺、歷史系的任長正，有好幾個系的同學在一起上課。我從別系中也學到許多，我可以說撒網撒的很寬，有些有回收而且可以觸類旁通，一些散在一旁以為沒有用的知識，後來都有密切的關系。但是這種方式的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我不能有太多玩的時間。不過其實我本來就不能到處亂跑，也不能去追女朋友，剩下的時間也只好看書。

那時候歷史系有個小的系圖書館，裏面的書有些是老師放在那兒的，有些是被列為禁書，不知道怎麽會落到我們系上。當時我們這些歷史系的學生就可以利用輪值圖書管理員的時間，光明正大的看禁書。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好，可以看到許多課堂上不許看的書或者是學校明文規定的禁書，這些書包括有左派的書、翻譯的小說書，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

在美國讀書也有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當時念的是近東考古學，最初註冊的時候，他們看我行動不方便，於是安排我住在學生宿舍附近的一所神學院。這所神學院並不屬於芝加哥大學，我是跟各式各樣的宗教人物一起住在神學院裏。我們那裏有個不隔間的大洗澡間，晚上大家一起洗澡淋浴，我在那裏洗了五年，也上了五年的神學課。因為在淋浴的時候大家都喜歡擡杠，聊到身體自然幹了都還沒結束。我們這一群人之中有猶太教的教士，有天主教的神父，有不同的宗派的牧師，甚至有一兩位的和尚。我們在那個坦誠相見的時刻裏面，什麽宗教問題都談。我本來是一個基督徒，等到在神學院呆了五年之後，我自己都不曉得是什麽徒了。

我對歷史的興趣主要是跟社會有關，我認為讀書應該是跟人有關而不是只鉆書本上的知識。我在芝大選了社會學的課程，社會學與宗教學本有很密切的關系，也與歷史學有互補的作用。等到寫論文的時候，我又讀經濟學的課程這可以說又是個亂撒網的作法。

至於真正歷史系的課程，我反而選的不多，選課相當散漫，這也是芝加哥大學的好處，可以自己訂學程自己訂課表，沒有人替你規定，你覺得可以了，就跟老師報告，然後寫論文，等考試過了就可以順利畢業。我們考博士學位，並不是僅由博士考生委員會來口試，而是貼個布告歡迎任何人來旁聽提問，有點像是打擂台的方式，除了我的老師之外，對我有興趣的老師也都來，當時的老師其實大多是來幫我助陣，而不是來考我，其中還包括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老朋友，他已經退休了，對我蠻有興趣，他說怕我考不過，來看看我怎麽辦。我這種撒網去讀書的辦法實在是上天給我的恩賜，不過我到現在寫出來的文章還是亂七八糟、無法歸類。但是，如果今天要我重新走一次這樣的路程，我盼望還有機會在能再擴大到其它的學科之中。

七、八年前，我到香港去講錢穆講座，講完以後香港的中文大學就把我從匹茲堡大學借調過去，於是每年我都會去半年，在這期間我一頭栽入通識教育。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是以哲學系為主幹的龐大陣營，裏面有些課程實在非常的專精。我有一個朋友陳天機先生，他曾在IBM作過資深工程師，他讀得是電機學與控制學。他的想法與我的想法非常接近，於是我們就合開了一門課，談有關人文科目與社會科學之間可以相互溝通的觀念。

我們最早是討論C. P. Snow所寫的書，就是“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這本書的作者其實是站在自然科學立場來罵人文科學，不過他罵得相當公道，他說人文學科的學者實在不懂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學者也不懂人文科學，人文與科學之間有一道鴻溝。他認為如果往這道鴻溝一劃，人文科學就會吃虧，因為基本上最謹嚴的學問是在自然科學這一邊。一般人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多沒有註意到作者偏心的那一面，我跟陳天機先生討論到這一方面的事情，覺得這道鴻溝也許是可以跨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