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課之初，我們覺得自己學問不夠，怕講的內容不完全，動員了許多同仁一起幫忙，總共有十三個人。一堂課有四個老師在前面講課，到最後大家都不知道在做什麽，究竟是在對話？在念文章？還是在講課？而且講課時有廣東話、國語交叉進行，甚至還會使用英文講課，學生可以說修的蠻辛苦的。到後來我們覺得這樣也不行，又重新規劃，然後再開課。在這期間，這門課也刺激我重新思考一些問題。我們的課程名稱叫做〝宇宙與人生〞，宇宙的部份屬他，人生的部份屬我，後來這兩年的課程內容出了一本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今年聯合報基金會在東海大學設立王惕吾講座，找我承乏。我覺得在香港的那門課蠻有意思的，今年我想再試試。我找雙胞胎弟弟當我的對手，他是讀化工系，我覺得這樣不錯，因為至少我們在溝通上不會有太大的麻煩。我弟弟從美國回來，二人每個禮拜在東海講課，每次四個小時，這是我最近在學習的東西，我不但一面教還一面學，這是我學思歷程中，最近正在進行的一部份。

我從八歲看武當劍俠傳到今天，我學習的途徑都是曲折而散漫的路線，沒有歸屬也沒有規矩，督導我的人都不強迫我走任何軌道，我很慶幸自己能有這麽一個特殊的機遇。

問：剛才老師提到在香港開的那堂課，講有關人文科目與社會科學之間可以相互溝通的觀念，可否請老師再多提一些。

答：我和弟弟在東海大學談「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對話」，我也有談到這個問題，例如在一個廣場上，有的過路、有的散步、有的練太極拳、有的練香功、有的溜狗…等等，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從不同的方向進來，但是你從高樓往廣場一看，廣場內走來走去的人，互相分布的空間是相當均勻的，看上去沒有秩序，但沒有秩序裏面又可以整理出一個秩序。又如你走進電梯，不管進來幾個人，電梯內的人都不會擠在同一個角落，人跟人的距離都有一個等距離，這些都是在無意識之中出現的小秩序。

再講到結晶；在一大堆熬得很濃的糖漿中，有一顆小的結晶，就凝結成冰糖，越凝結越大，越凝結就越成為方方正正的一塊。上面講的廣場，看上去是雜亂無章，但是有一個核心進去，例如地震時，所有的人群都跑到一個方向，越聚集越多，到後來那個方向可能被擠得不能通行。或者有個人說我有事情要跟大家報告，他的小核心就會聚集一小群人；如果他的報告確實是有趣的，就可能聚集更多的人，那麽在廣場上分散的人，就成為一個結晶。

我們這門通識課程主要是要讓同學了解到很多現象的進行與變化，不要只註重靜態。我們對這些現象的解釋就是我們組織思想的方式。而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也不是單純的社會現象，是我們思考與組織現象的方式。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選擇方式；換言之，為什麽自然科學會這麽想？社會科學會這麽想？人文學科也這麽想？並不是因為有個定律，而是因為我們個人的思考過程。但是在最後的層次我敢碰，也不願意碰，因為那是哲學的領域知識的頂端。

問：全球化論述近年來相當興盛，在世紀末海峽華人社會裏，中國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特別加上中共官方有意的玩弄，台灣有一部分人士對於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鼓吹也不遺余力，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觀點是不是可以請許教授跟我們談一談，您覺得當廿一世紀來臨之時，在華人的社會政治中，未來民族主義的角色可能如何？未來台灣地區的華人如何因應？

答：我先說大陸的民族主義，大陸的領導階層的年齡與我的年齡差不多，都是在抗戰之中長大的人。他們為了要拿中國與世界各處競爭，對他們來說民族主義變成聖經，是個無可否認的神聖東西。如果我們輕易的忽視他們這種情操，會造成錯誤的判斷。他們在這種情操之下堅決的意志，可以為了「民族主義」或者「中國」不計代價，對於他們的這個決心我們實在不可以忽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從日本回歸中國，但回歸的是一個分裂的中國，這個現實使得台灣必須重新尋找自己。我認為台灣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是為了抵抗中國共產暴政的統治而尋找認同。台灣鑄造的民族主義情操，強調所謂外來統治的悲情心曲，這個悲情的濃度及密度與抗戰期間日本人所打出來的濃度及密度其實未必能相比；也與一百年來受到鴉片戰爭後所受到屈辱的濃度及密度也未必能相比；所以台灣所鑄造的民族主義，在程度上已有相當的改善。我們能用到的精神資源不夠強烈，跟大陸相比之下，大陸的堅決度要強烈的多。

接著談到全球化的問題。這個世界正走向全球化，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世界上許多受白人壓迫的地方正在進行自我建立及尋找認同的過程。目前最強的一波是伊斯蘭世界未來還有一波會出現，那就是非洲。換言之，真正走向全球化的有二，一為大眾文化，一為商業經濟，而大眾文化與商業經濟本來就是結合為一的東西，這股力量相當龐大，而且非常迅速，幾乎任何角落都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