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者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寧認為 :

“非物質遺產高度的個性化、傳承的經驗性和濃縮的民族性決定了其具有不可取代的唯一性的價值”[16]。美學研究學者劉玉清在列舉了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個具體的實例後, 認為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包括形態文化和行為文化兩個大類[17]。劉魁立也對中國的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內、國際背景作出分析[18]。

( 3) 從原理上闡明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傳承規律, 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尋求深層次的理論支持。阿爾及利亞外交部長 Bedjaoui Mohammed ( 2004) 提出了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提高國家與民眾保護意識中所起的作用[1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部的主任 Smeets Rieks ( 2004) 提出了語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在其保護過程中的重要性[20]。 而美國民族學學者Okawa, G Y ( 2004) 進一步提出語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及其保護的重要性[21], 牙買加西印度大學名譽副校長、文化研究學者 Rex Nettleford ( 2004) 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移植與傳承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與探討[2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代表處的青島泰之提出通過教育方式來促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23],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祁慶富等②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結合保護實踐提出了各自見解[24]。而 Laura J, Smith 等針對研究個案提出了社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 用[25]。

2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

2.1 原真性

“原真性 ” ( "Authenticity") 概念最早出於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Venice Charter), 也正式確認和規定了原真性對現代遺產保護的意義。自1960 年代以來原真性觀念作為遺產保護領域重要目標, 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遺產保護的起點[26]。《世界遺產公約》中規定, 保持或者保護遺產的“原真性”是遺產申報的必備條件之一。作者認為, 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真性的保護應該包含這樣兩個層面的意思:

首先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必須注重特定原生態文化氛圍的保持, 因為原生態氛圍正是無形文化遺產特定精神文化價值的體現。這種原生態氛圍的保護應該包括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 時間上, 要注意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不同時代的流傳和演變, 以及在空間上與相近文化遺產的交往、滲透。

另一方面, 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真性的保持並不意味著以保守的姿態對待這些遺產或者有限的遺產形式, 而是必須對這些遺產進行某種意義上的“建設”, 把一些新的文化或者精神含義重新賦予這些遺產形式, 對這些形式進行全新的闡釋。

2.2 活態性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角度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特征是其鮮活的生命力, 也就是說,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歷史遺留下來僵化的 “文化化石”, 而是文化的主體在與孕育文化的 “社會環境”和 “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 並在自然、社會、歷史和人文環境的變化中 “創新”, 具有延續性和變化性的活態存在物[27]。因此,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最大特點就是其 “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 是民族( 群體) 個性、民族 ( 群體) 審美習慣 “活”的體現。它依托於人的本身而存在, 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 並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 是 “活”的文化及其傳統中最脆弱的部分”[28]的活態性。與作為歷史 “殘留物”的靜止形態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同, 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要還繼續存在, 就始終是生動鮮活的[29]。這種 “活”, 指的是這些“遺產”在本質上仍然能夠參與到現在的生產與生活, 能夠通過具體的工藝、過程表現特定地域的生存歷史與心靈狀態, 傳承特定民族 ( 群體) 特有的集體精神和心理, 集中體現特定的知識、信仰世界與核心價值觀。

從發展的眼光來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不但指它的傳承, 還包括它的變化。這也造就了它的活態性特征。這是它的基本屬性。無論出於何種原因, 只要活態不再, 其生命也便告終[29]。

2.3 民俗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某個民族或某地群體民眾傳承的, 生存於生活中, 不脫離生活的 “生活文化”[30]。在現實生活中, 它經過了反復的歷史積澱, 包孕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器物用具、觀念言行中。所以, 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就是某個地域一定人群生存密切相關的風俗, 是一種聯系歷史、展示現在、遙望將來的獨特的民俗文化[31]。因此,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作不但具有不同的地域環境, 而且也有著不同的民俗場合。在當地民眾所從事的諸如飲食、服飾、信仰、遊戲、婚嫁、文娛、節日、社交等各種日常民俗活動中, 都會產生大量的非物質文化作品, 並使這些作品身上表現出各種豐富多彩的生活情趣。這些非物質文化作品是不同民族、不同群體在漫長歷史中創造和傳承的生產和生活行為。在這個意義上,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和文化特性是歸屬於特定文化空間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 是特定地域文化空間民眾積極參與的結果。如果文化旅遊開發不注意遺產的民俗性, 失去民眾的參與和支持, 它便失去了生命之源。所以, 對於傳承該遺產的特定群體來說, 非物質文化活動並非自身之外的 “他者”, 而是他們生活與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

2.4 本土性

“橘逾淮而北為枳, 此地氣然也。”這種環境因素反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就是它的本土性, 也就是它的本土環境。本土環境最少涵蓋兩個層面: ①特定文化空間的自然, 氣候條件; ②特定自然空間的文化、文明條件。而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條件之一, 就是要求這一文化必須紮根於一個地方的傳統文化歷史中, 能夠作為一種手段, 來體現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質和價值, 對社會團體起到促進作用, 這也正是對本土性重視的體現。在保護開發中應注意該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是本土原有的, 是本地固有的原生態文化傳統原汁原味的延續和發展。

所有非物質遺產均是源自地方、存在於地方, 並有其特定的文化淵源。這些文化淵源與所在的地方、環境有著內在的固有聯系, 故遺產資產一旦脫離其本土環境, 其真實性即可能受到損害。

2.5 整體性

一個民族 ( 群體)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雖然在具體內涵、形式、功能上有所不同, 但它們都是該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 具有內在的統一性, 是相對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我們所要保護的, 正是這樣一個文化整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包括生態整體性與文化整體性兩個層面。

生態整體性要求在對某一具體事項進行保護時, 必須連同與它休戚與共的生態環境一起加以保護。文化整體性說明非物質遺產之中各個部類之間構成一個相互依存的文化整體。如福建南音、長安古樂以及麗江納西古樂這些古樂, 都來自唐代宮廷燕樂, 我們在保護時應對他們進行整體的保護, 而不是因他們的開發價值、瀕危程度不同而對他們進行“撕裂式”保護, 由於整體文化觀念的缺乏, 把一個具有整體性的文化系統, 人為地撕裂開來, 這樣的保護方式, 實際上加速地破壞了文化固有的整體風貌和價值。

2.6 人本性

文化是人類環境的人造部分, 文化遺產則是人類歷史環境的人造部分[32]。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與人類的生成發展歷史同生共衍的傳統文化形態, 在創作與傳承方式上有著一個最為鮮明的特點, 就是對於人體的依附性。向雲駒指出: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典型的 ‘人體文化’, 它以人的身體為載體, 包括人體的器官、行為以及傳人都是非物質遺產的載體, 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和對象”[33]。人本性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始終處於核心的位置, 這不僅表現為不論遺產的本土性、民間性還是原真性, 都涉及到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者的參與和貢獻, 更表現為文化遺產保護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參與營造一種適宜人生存和發展的人文環境, 保護是為了人們有更好的發展, 有更為豐富的精神世界。對於傳承者的主體地位,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 《保護公約》中明確強調: “要努力確保創造、保養和承傳這種遺產的群體、團體, 有時是個人的最大限度的參與, 並吸收他們積極地參與有關的管理[29]。”但傳承者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唯一重要因素,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希格爾·安東尼認為: “非物質遺產受到傳統的傳承者、政府法規和商業活動的共同制約。在努力保護非物質遺產時必須考慮到以上三個方面, 不能單方面強調傳承者的作用, 而不仔細檢視地方和國家政府的政策法規以及商業作用[34]。”

3 文化旅遊視野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解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 又不對後代需要的滿足構成威脅和危害的發展。文化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有兩層含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和相關文化旅遊的可持續發展, 其實質內容就是既要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相關文化旅遊開發下的原真傳承和發展, 又要使基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旅遊經濟獲得可持續發展。達到兩者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做到以下三點:

3.1 保護第一, 保護重於利用國務院辦公廳在 《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 ( 2006) 中, 提出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指導方針[2]。這就為我們在實際保護開發中確立了 “保護第一, 保護重於利用”的基本原則。